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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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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不忍人之政

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放大到社会政治层面则表现为仁政的主张。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梁襄王问孟子:怎样才能安定天下呢?孟子回答说:“定于一。”梁襄王又问:谁能够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纷争不已,谁都想兼并对方,独占鳌头,然而,赢得最终胜利的一定是那些穷凶极恶、杀人如麻、满手沾血的战争制造者吗?孟子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夏商周“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而有得,不仁而失,仁政之重要可见一斑。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炫耀武力,征伐天下,只是霸道。以力服人,却不能以心服人,其实还算不上真正有力。力终于德,惟有德,才是最伟大的政治力量。统一天下的大任只能落在那些胸怀“仁心”的诸侯肩上。“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用仁政的手段统一天下、治理人民,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君王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王道艰深,但其奥妙只在于“以德服人”,即用自己的德行赢得天下人民的爱戴与信服,努力让百姓发自内心地佩服并遵从。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王道而言,只凭借内在的仁心而没有必要的法度约束,是不可能治理国家的。同样,只依靠外在的法度约束而离开仁心的教化与指导,就难以制定出好的国家政策,即使能够制定出来也不可能有效推行下去。有仁心而不用法、无仁心而行法,都已经背离了“先王之道”。于此,也可以看出,在强调仁道治政的同时,孟子也重视法度约束,“善”与“法”都不可或缺,二者相辅相成。

以德服人的最后落实则在于“行不忍人之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一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应该以“不忍人之心”为出发点,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为百姓考虑,体恤民情。孟子劝梁惠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这就是施行王道、仁政的必然结果。

“行不忍人之政”要求王者在主观意识中始终树立“民为贵”的理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相对于祭祀崇拜之类的事情,民众应该是最为宝贵的,其重要性远超于君王自身。处于君位者未必都具有好的德行,“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圣主明君在位能够造福于民,泽及于世,而昏庸无道的君王则根本没有资格“为民父母”,无异于“率兽而食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像桀、纣一类肆意践踏仁、破坏义的君王注定要被天下人所遗弃,而成为众叛亲离的独夫。“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天下——民——心——所欲、所恶之间,构成王道政治的一道环环紧扣、不允超越的逻辑锁链。王者一般只关注于这一逻辑锁链的开端,即显性的王位政权,而忽略位于终端的人心之所欲与所恶,即隐性的民意向背。大凡失去天下的君王往往都首先失去天下人心的意向所归。相反,获取天下的人,往往都能够首先赢得天下人的信任与爱戴。所以,天下之得失,只在人心之向背而已。

那么,如何才能够赢得民心呢?《孟子·梁惠王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能够与黎民百姓同甘苦、共患难的王者,“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百姓即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心甘情愿。相反,如果“上慢而残下”,民众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君王傲慢而残忍,民众就会坐视其亡而不援以手。仁政之行与不行,反差之大可谓天壤之别。所以,“保民而王”是王者治政的唯一路径。根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载,滕国是一个位于齐、楚之间的小国,到底应该依傍齐国,还是依傍楚国呢?孟子的回答是:“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致)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一个在大国夹缝之中求生存的小国,依傍谁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有自强、自保才是唯一的出路。自己修造防御工事,与自己的人民一起抵抗来犯之敌,发动人民,依靠人民,保护人民,同心同德,同仇敌忾,才能够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

而仁政的经济保证则首先在于“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提出,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赵歧注“恒产”曰:“民常可以生之业也。”没有稳定的职业与财产,则难以保持一颗求仁向善的心灵。“凡民迫于饥寒,则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按照孟子的设想,“八口之家”,分给“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以供养口粮,“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还拥有一定数量的“鸡豚狗彘之畜”,适时繁殖。到了这样的程度,老百姓对上才“足以事父母”,对下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在此基础之上,官衙政府才能够办学校、兴教育,对民众施行“孝弟之义”。

民有恒产之后,君王还应该“薄税敛”,让利于民,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在“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三种赋税中,好的统治者只“用其一,缓其二”。如果同时开征两种,老百姓就会有饿死的;如果同时开征三种,老百姓就会妻离子散。所以,税赋轻重不能不引起王者的高度重视。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仁政的方法与目标则无外乎把亲亲、敬长的心情推之于天下。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推恩”就能够保住江山社稷,相反则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难以养活。“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王者仁政的恩泽更应该惠及那些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对他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关爱和照顾,而不是任其自生自灭,或者轻慢忽视、放弃不管。圣王治政,仁心普照,不丢一人。使天下人皆有所养,皆有归于仁,是王道政治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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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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