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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东郊的国际学校里有一棵特殊的“圣诞树”。每年临近圣诞节，树上就会挂出上百个圆形的小卡片，上面写着一些苏北农村孩子的名字、性别和年龄。 大人们有意不让孩子了解太多，因为这源自一个悲伤的故事：  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给他们触动很深：那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做过短暂的厨师，有一个摆摊配过钥匙。 “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万多明是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的项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国的农村长大的，只是在德国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后来考上大学，自己才有了比较好的工作。“如果需要付费的话，我的父母也没有办法送我到学校去，可能我在德国还找不到工作，没办法选择我想要的生活。”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打算用业余时间做慈善的外国人，当年并没有得到在中国成立基金会的批准，于是他们改称为普方协会，与南京本地的爱德基金会合作，资助苏北地区的贫困中小学生完成9年义务教育。随着中国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他们把资助对象延伸到高中。高中生每年资助2000元，初中生每年资助1200元。 如果不是普方协会提出的动议，扎根于江苏本土的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想到，一向以富庶闻名的江苏也会有那样贫困的家庭。 按照普方协会的要求，孤儿、单亲家庭、父母患重病者和女孩被列为优先资助的对象。据一位曾经在爱德基金会工作的人士介绍，他9年前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曾经去淮安市的涟水县走访过很多这样的家庭： 有一个镇里的干部，住在镇上，全家4口人住的地方连10平方米都没有，几乎每顿都在喝粥。 还有一个光棍讨不起老婆，收养了一个孩子。家里只有一块没腿的木板当床，上面铺着黑乎乎的棉絮。 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听说有人愿意资助孩子上学都很高兴，表示“一定要推选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这并不是普方协会设立助学金的初衷。他们只希望“人人都能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权利”。 眼看着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到了普及12年教育的阶段，普方协会的会员们也希望被资助的孩子能够继续升学。但是在贫困的乡村，还是很少有学生能完成12年的教育。 爱德基金会教育与国际交流部的周新曾经专门做过调研，2009年被资助的学生中应该有21个初三学生面临中考，但调查下来，最终只有3个学生上了普通高中，2个学生上了职业学校。 张磊（化名）是目前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他从6年级开始接受普方协会的资助。起初人们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家的情况。当他升入初中以后，有老师反映“这孩子很要强，成绩也好，很有希望考入大学。” 于是，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特意找出那份填写于2003年5月的申请表，在那上面，张磊一笔一画地写道：“父亲病逝4年，母亲务农种着3亩地。哥哥没上完小学就辍学打工，我很想读书……” 如今，张磊已经是淮阴师范学院的大一学生，他立志做一名合格的英语老师，因为他发现家乡的老师发音都不够标准。尽管他并不知道普方基金的背景，但他同样笃信“教育改变人生”，也希望教育能够改变家乡的面貌。 “我们不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万多明强调说，“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事实上，连受助的学生也都不知道普方协会的背景。万多明坚持，提供奖学金只是因为他们贫穷上不起学。 9年来，随着最初的创立者们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离开中国，普方协会也逐渐淡化了早期成立时的背景。“现在在南京还认识普方一家的德国人已为数不多。”贺杰克掐着手指头算道。因此，他们与受助学生交流时都是以爱德基金会的名义，像贺杰克这些普方协会的会员们，通常被介绍为一群“很有爱心的国际友人”。 慈善的细节 12月2日18时，这群“很有爱心的国际友人”，召开了2009年的最后一次例会，饥肠辘辘的人们从南京城的各个角落汇聚到城东的一家甜品店，还没顾上吃，就开始了热切地讨论。 当天到场的9位会员分别来自意大利、加拿大、美国、德国、澳大利亚、英国、哥伦比亚这7个国家。 朱利娅接替患感冒的协会主席万多明主持了会议，她首先通报了2009年的重要活动和发现的问题。 ——3月的普方之旅有点儿让人失望，因为协会的目的是帮助穷人，但是这次去淮安，发现这个地区明显变得富裕了。或许下一步要扩大到更需要帮助的孩子，比如在盐城的某些地区。 ——在与苏北学生交流的过程中，会员们发现他们同样渴望精神上的交流。很多孩子会问，“我应不应该上大学？”“你的工作和就读的专业有关系吗？如果没有上大学还有意义吗？”国际学校的老师能不能安排11年级、12年级的学生去当地跟他们作些交流？ ——4月举行的普方晚宴，共有200人参加，算上当晚的玩具义卖，共筹集了近16万元人民币。这是今年筹集到的最大的一笔善款。 朱利娅的发言结束后，例会基本上就变成“神仙会”了，需要通过自由交谈、讨论和辩论来统一思想。 来自国际学校的一位女士说，今年的“giving tree”（给予树），要给151个受助学生准备礼物，为了杜绝攀比，她斟酌了一份礼物单。她掏出几张豆腐块大小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肥皂、毛巾、牙刷、牙膏、铅笔、彩笔、橡皮、卷笔刀和一袋糖果。”  旁边一位会员看后立刻提出异议，因为今年资助的对象中已经没有小学生。他认为现在的中学生根本不需要铅笔、橡皮和卷笔刀，应该换一些更用得着的礼物。 来自美国的女孩娇西插话说，最近美国政府资助4个学生到南京河海大学进行为期12周的学习。他们来自非洲裔家庭，听说普方协会的项目很激动，愿意每周抽出6小时帮助普方做一些事情。众人讨论的结果是，“当然很欢迎”，具体事务就交给娇西负责。 一位负责外联的会员通报，本周五晚在苏州的某个酒吧有音乐节，将专门组织为普方协会筹款，感兴趣的会员可以去捧场。另外明天（12月3日）这家甜品店里也有珠宝义卖活动，一部分收入将捐给普方协会。 来自意大利的一位女士对此质疑道，究竟有多大的比例捐给普方必须明确，如果只是象征性地给一些，以普方协会的名义搞拍卖，那是很危险的。 后来，会员们一致认为，关于比例的问题将在下次的会议中提交讨论。 同样要讨论的议题是，现在有些被资助的学生已经从高中毕业升入大学，是不是还要继续资助？因为上大学比上中学贵，大家需要考虑清楚，究竟是有始有终地帮助一个人完成学业还是应该帮助更多的人？ 参加这样一场历时两个小时的会议，你会发现西方人做慈善，绝不只是掏点钱或冬炀枰淮裁薇荒茄?虻ィ?饫锩嫒?窍附诤退鏊榈氖挛瘢?枰?嗣腔ǚ汛罅康氖奔浜托牧Α?lt;br /> 问题是，9年过去了，在场的普方会员中，只有朱利娅是德国人且认识普方一家，为什么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都愿意把业余时间投入到这个没有任何报酬的协会中？ “有时间去我们学校看看吧。”一直帮忙做翻译的南京国际学校澳大利亚籍教师罗宾对记者说，“你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幼儿园时攒的钱去哪了？ 两天后，记者走进南京国际学校，很自然地直奔传说中的“giving tree”。 临近圣诞节，那棵接近两层楼高的圣诞树上，已经缀满了五彩斑斓的饰品和写着受助学生信息的卡片。此时，树下也堆满了整整70份打包好的礼品袋，里面装着“佳洁士牙膏”、“中华牌铅笔”、“德芙巧克力”……据说，剩下的礼物将在3天内筹备完成。 这项倡导“给予”的活动已经延续了3年。每张卡片上还附有苏北学生的照片。国际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就拿着这些照片，为那些学生精心挑选帽子、围巾和手套。“这里大部分学生的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罗宾介绍说，“我们要让他们从小就明白，必须学会关心别人。” 在这所学校里，从幼儿园到高中，老师一直在灌输“giving is better than receiving（给予比接受好）”。 孩子们并不懂这句话的含义，但很多人会问，“这么大的一棵树，干嘛的？” “这是圣诞树。” “那为什么要挂着名字呢？” 这时候老师和家长就会告诉他，在离他们生活的城市不远的地方，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同龄人。 “给你讲个最“势利”的吧。”罗宾笑着说，国际学校也像《哈利波特》里的那个魔法学院一样，学生一进校就被分为3个队：“五台山队”，“太平队”，“玄武队”。之后从学习到生活，任何时候都在竞争，包括每个队筹款的多寡也要排名。外国小孩也像中国小孩那样有存钱罐。有时候，他们会把钱哗啦啦地倒进去，然后为本队在募捐中取得的胜利欢呼。尽管他们并不知道投这些钱是干嘛的。 等到三四年级，他们会问，“幼儿园的时候攒的钱去哪了？”别人会告诉他，这钱给了普方协会。等到11、12年级，他们会去苏北农村，看望那些自己帮助过的人，自然会明白打破那些存钱罐的意义。 实际上，这些国家一向的教育理念，都是通过从小耳濡目染，把帮助别人变得习以为常。 来自美国的卡伦谢老师也是普方协会的会员。在她的记忆里，人们从小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万圣节，小朋友扮成小鬼，挨家挨户要糖果，收集起来捐给基金会。到大一点儿之后，就要学会如何筹钱，去医院看望老人。上大学的时候，她们甚至要花两周的时间，去别的国家帮穷人盖房子。 来自英国的保罗老师在当天（12月4日）的晨会上，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这位40岁的单身汉，在亚洲某国家的孤儿院领养了两个孩子。如今他还时常回到那个孤儿院，带着那里的75个孩子去看牙医，上英文课和学电脑。 会后，一位教师的孩子告诉父亲：“今年的生日我不要礼物了，你把钱交给保罗老师。”这个孩子看了保罗拍的几张孤儿院的照片之后，他便决心帮助照片里的那个男孩，“让他也能骑上自行车”。 卡伦谢曾经是普方家两个孩子的老师，但她觉得，“已经不需要再过多地强调这个家庭了”，因为，“如今普方协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中国那些贫困的无法完成学业的孩子”。 “我们这些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得都比较好，那些苏北的孩子就像是我的邻居，我应该帮他们。”卡伦谢说。 没想到会影响一批中国人 围绕着那些圣诞树下的礼物，还曾有过这样的插曲：第一年的100多份“帽子围巾手套”被委托当地派发之后，普方协会的会员们无意中问了一些孩子，结果有些孩子说，“没见过礼物”。 于是从第二年开始，普方协会的会员们每次都在南京租一辆车，委托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把礼物亲手交给学生。 “实在是不值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女士这样评价说，她常年和这些被资助的孩子打交道。“你知道租车要花多少钱啊？有这些钱还不如多资助几个学生或者委托当地的工作人员代买。” 可国际学校的老师们不大能接受这种中国式的实用主义，他们觉得孩子们精心准备的圣诞节礼物就像是中国春节的压岁钱一样，都是最珍贵的祝福。 “这就是文化差异。”爱德基金会原副秘书长张利伟评价道。 张利伟至今仍然记得，当年朱利娅带着律师来跟自己商谈资助项目时，有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人被杀了，还来做好事”？ 长期从事对外交流工作的张利伟发现，西方的宗教文化一直将追求和解与宽恕作为一个重要主题。而且最初这些外国人成立普方基金会，只是为了纪念被杀害的普方一家。后来西方文化中的另一种力量起作用了，开始讲究慈善，讲究回报社会。 最近几年，张利伟都会获邀参加普方晚宴。在他的印象中，早些年普方晚宴可能更像是追思会，随着认识普方家的外国人逐渐离开中国，这项活动逐渐变成了纯粹的慈善活动，甚至把西方好的传统转移到中国来了。 纪念普方一家的晚宴被安排在每年的4月，地点设在国际学校的礼堂，菜肴和德国啤酒都是由贺杰克的餐厅免费提供的。来宾只要买一张200元的门票，就可以得到一朵粉色的小花。 这个以普方一家人的姓氏命名的协会，把一朵儿童手绘的粉色小花作为logo，上面写着，“教育，是献给生命的礼物”。 据一位去年参加了普方晚宴的媒体人描述，当晚，舞台上摆放着一块大展板，展板上贴满了被资助的贫困学生的黑白照片。每当有人愿意资助其中的某个孩子，主持人就揭去一张照片。等黑白照片全部被揭开的时候，一幅完整的彩色照片便显现出来。照片上的孩子笑得很温馨。其中的寓意很明显：只要人们伸出援助之手，就可以使他们走出困境，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和欢乐。 除了门票和认捐之外，拍卖也是晚宴的重要环节。当晚，一幅由外国摄影师拍摄的贫困学生的照片，经过多番竞拍，最终被一位女士以1400元买下。一款并不名贵的手表，最终也叫价到2500元。在短短4个小时的时间里，晚宴筹集了20多万元人民币的善款。 包括爱德基金会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周新，在接手这个项目之后，也“深受触动”。 周新现在经常跟朋友宣传，“捐些钱或者给孩子写几封信，对你们来说也很简单，离你们也很近。”他总是说，“如果两个人同时落水，我肯定先救近的。可以的话，从能看到的开始。” 这一切已经超出了张利伟当初答应与普方协会合作时的预期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影响了一批中国人，去回报社会，关心弱势群体。比如，一位家具城的中国老板从拍卖家具的钱里拿出10万元，捐给普方协会。又比如，一位在普方运动会上受聘帮孩子画彩绘的中国老师，听说是这样一个活动，就不肯收钱了。 在这个热心公益事业的中年人看来，慈善最基本的层次是帮助别人，比如具体到帮助苏北的贫困孩子完成学业，更进一步的作用，则是“把人们心中善的力量激发出来，成为社会的矫正器”。 所以他企盼着，有朝一日，“慈善也会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