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九七七年以后，儒学的研究摆脱了影射史学的干扰，不再作为政治家手中的斗争工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政治与文化气氛逐渐宽松，学术开始活跃，初步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

一九八五年以前，儒学重新在中国思想史范围内受到重视，而理论框架基本上未超出五十六十年代的传统，但局部有所突破。例如对唯心论哲学体系中的合理因素给予较多肯定，对于唯心论的社会历史作用亦能作具体评价，方法上除阶级分析外更 强调理论分析，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更加深入细致。这一时期出现了新旧接半、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专著，如《宋明理学史》（侯外庐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一、二、三卷（任继愈主编）。孔子、孟 子、董仲舒和程朱陆工的评价有所提高，他们的丰富思想得到多方面的较充分的阐发，在教科书方面，萧婕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是同类书中较好的一部，可以代表改革开放 初期大陆哲学通史的研究水平，它逐渐取代了任继愈主编的《中 国哲学史》（四卷本）而为大学文科所采用。冯友兰晚年致力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这部书前后经历了四十年，而集中写作在八十年代，它既保存了冯先生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史》的积极成果，又大量增补了冯先生五十多岁以后艰苦探索得来的新资料新理解新体会，不论人们作如何评价，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部书做到了“修辞立其诚”。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位哲学大师在时代大转换中探讨中国哲学发展新路的良苦用心和曲折历程。

与此同时，“文革”中形成的儒法斗争观念，流毒甚广，一些青年人在接受中国哲学史知识的同时便接受了这些观念，一时 能改变。一九七八年以后文科研究生考试的中国哲学史答卷 中常有此类观点出现，使人觉得可笑。

五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大陆学术界掀起文化热。东亚四小龙腾飞的大量信息带给大陆直接的刺激。改革开放加大了力度，加快了步伐。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国社会生活。海外新儒 家和其他学术派别的思想在大陆流行。各种国际间文化交往日 益频繁。两岸四地（港、澳、台、大陆）来往日趋密切。各种思潮互 相撞击，使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政治、经济、文化都面临着改革的任务和新模式的选择。于是中西文化优劣比较及如何汇合的问题又重新提到人们面前。改革开放以后陆续培养出的大批文科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血气方刚，思想敏锐，有强烈的参预意识，他们成为文化队伍的生力军，文化热由此而空前升温。令人感兴趣的是：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再度受到人们关注，成为文化讨论中的热点。历史似乎在告诉人们，儒学在中国永远要扮演主要文化角色，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或者是争论的对象，七注定做不了旁观者。

对待儒学的态度可以分成两大派：一是西化派，二是转化派。西化派很欣赏台湾相场与李敖的观点，主张无保留地学习西方，不论它的优点还是缺点，只能实行“全株移植”，不能有选择地“移花接木”。方励之说：“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 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1986 年8月在宁波大学的讲话）北师大青年教师刘晓波提出“向传统全面开战”，“要使传统文化后继无人”，他对传统文化可谓深恶 痛绝。他批判民本思想是“虚幻的群体意识”，孔额人格是“自觉 的奴性人格”，天人合一是“奴化极境”，儒学是远比暴政更坏的 东西（见《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西化派认为阻碍当 前中国社会进步和政治改革的，在深层上仍然是以儒家为主的 思想传统，它的阴魂不散，社会上的种种封建遗毒如家长专制作 风、人情重于国法、压制个性自由等，都与儒学有关。所以对传统” 文化和儒学不是批过了头，不论五四运动还是“文革”批孔，都是 批得不深不透，没有真正与之彻底决裂，才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 如此曲折迟缓，当务之急是更深刻更全面的否定传统，中国才能 新生。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西化派掀起了“文革”以后又一次的批 儒浪潮。轰动一时的电视系列片《河殇》（1988年）是反传统思潮 的形象化的表露，它借助于声像艺术的手段，把中国近代的落后 归罪于中国的黄色文明，即农业文明和内陆文明，这种文明造成 了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创造力的退化，“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 老完善的‘法宝’，但它几千年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 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自杀机制，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内沐有生命力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 纵使它有千年珍奇，今天也难免玉石俱焚了。”它宣告黄河文明 已经陨落，必将为蓝色文明即工业和商业文明取代。

西化派批判封建遗毒，急于改变中国，其意向中不乏可取之处。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传统，却是不妥当的，他们拟定的“大换血”的方案也是行不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血液 里就流淌着传统文化的成分，例如“以天下为己任”、“自强不息”，只是日用而不知罢了。对西化派颇为不利的事实很多：一是 当西化派极力推崇西方文明的时候，西方有识之士却在考察自己文明的危机，认真研究和高度评价东方与中国文明的价值，看到它的未来意义，这使中国的全盘西化论陷于窘境，在实际上成为一种修论。二是东亚四小龙的经验表明，传统与现代化并不绝 然对立，可以形成某种共存或结合。三是新的反传统浪潮发生在 “文革”过去不久，许多反儒论点人们似曾相识，而激烈的革命言 词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激动人心，反而使人生疑。中国人经历了多次“彻底革命”的震荡之后，对“天翻地覆”感到失望，不再热。已偏颇之言，逐渐转向稳健和改良。四是中国早已不是传统社会，许多社会弊端明显不来源于传统文化，却偏偏要归咎于传统文化， 给人一种拿古人作替罪羊的感觉。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西化派不可能像五四时期批判旧礼教的先进人物那样，有号召天下、带领青年的巨大威力，他们的活动不可能成为划时代的文化运动，他们的思想最多不过是引人注目的诸多社会思潮中的一种。

转化派被西化派称为“保守派”、“新国粹派”、“传统派”，其实他们主张有选择地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 其糟粕，同时吸收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结合现实，进行创造，重建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化体系，所以称转化派较为贴切。转化派与西化派的不同有两点：一是强调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性，认为 民族文化是中国新文化的生命之源头大本，必须加以培植，使之坚固发达，而后才能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二是认为传统 与现代化非单不是水火难容，而且可以相得而益彰，中西文化亦需双向交流，在互补中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更高阶段。1986年《哲 学研究》杂志刊出“中国传统哲学反思”专辑，本人在首篇题为 《中国传统哲学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的文章中，批评了随意贬 抑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和优点，即：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具有博大的系统观；具有鲜明的主 体意识；具有高度的辩证思维性，这些都是具有生命力的成分，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文章刊出后，引起热烈的争论，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也不少，说明两大思潮处于对峙状态。

在民族文化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孔子基金会于1984年成 立，《孔子研究》于1986年创办。该刊发刊词说：“《孔子研究》以 历史上的‘尊孔’和‘反孔’为鉴，既不盲目地推崇孔子和中国传 统文化，也不对之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而是主张把孔子和中 国传统文化作为科学的对象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这是一个划 时代的标志，它意味着政治化反孔的时代已经结束，学术性研究 孔子和儒学的时代正式开始。从此关于孔子和儒学的各种不同 观点均可自由发表，不再联系当前的政治事件和作者的政治立 场。例如蔡尚思著文《不宜抬高孔子）（书林》1986年第一期），陈 增辉则著文《不宜贬低孔子》（孔子研究》1989年第三期）。1987年8月，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曲阜召开。同年12 月，贵阳有王阳明心学讨论会，厦门有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1988年10月，山东邹县有孟子学术讨论会。1989年10月，中国 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在北京举办孔子2540诞 辰纪念会与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共三百多人。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盛会，在首都北京历史上是第一次。从会议发言者看，积极评价孔子和儒学者居多。说明在历尽千曲百折之后社会上下终于初步达到一新的共识：孔子是位文化巨人，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而且至今影响着中国和世 界；因此，孔子不仅属于历史的中国，也属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同时也属于东亚和全世界。同年12月，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儒家 思想与未来社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用以纪念孔子。

这一时期，各地纷纷成立研究孔子、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学术机构与团体，如：曲阜师大成立孔子研究所（1983年），后改为孔子文化书院，北京成立中华孔子研究会（1986年），山东大学成 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 （1986年），太原储立山西孔子学会 （1986年），济南成立山东孔子学会（1986年），苏州成立儒学研 究会（1987年），陕西周至县成立孔子哲学研究会（1988年），上海华东师大成立传统文化研究中心（1988年），清华大学成立思 想文化研究所（1985年），南京大学成立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1985年）等。它们如两后春笋般地出现，表明孔子热正在大陆 兴起，孔子的文化生命存在于民众之中，孔子的形象不可能被毁 坏，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

这一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孔子与儒学的论文和正式出版的有关学术专著，逐年增多，不可细计。从内容上看，大体上可 归为三大类：一类是纯学术性的文献或专题研究，一类是在中 西比较中揭示孔子与儒学的特质并作出评价，一类是探讨儒学 如何推陈出新，如何与现代社会相衔接。从方法上看，呈多元化 趋势，有传统的国学方法，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有西方系统论、解释学、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等方法，有综合性的方法，总之是五光十色，一派生动活泼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