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与林徽因陪同。当时报纸报道：林徽因人面桃花，泰戈尔仙风道骨，长袍白面，加上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瘦竹春梅的三友图，成绝世佳品。
画面中的林徽因、徐志摩，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神采的剪影，定格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神峻骨。它流传在一个世纪以来人们的记忆中，让人们至今羡慕、仰望，不能忘怀。
其实，那个时代，除了林徽因、徐志摩，包括鲁迅、陈独秀、胡适、陈寅恪、冰心、郭沫若、郁达夫、梁实秋等等文坛名流、学界翘楚，尽管他们所专不同，信念有异，性格更是南辕北辙，但其精神气象无不让人感到神清气朗、神采奕奕。
假如有人倡议，我们在全中国海选，再凑成一幅三友图，作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神特写，那将会是一个什么图景？
在当下中国，美男靓女满大街都是，影视明星、歌坛新秀、美女作家、模特、超女、中国小姐、世界小姐、以“脱”一举成星的“星”们、以“跑”一举成名的名人，还有学术大师、大腕、讲坛擂主、名嘴……可是，我们却难以凑成一幅朗月清风的三友图。
差别在哪里？
不是外形的漂亮，不是表面的聪明才气，甚至也不是知识和思想。真正的差别，概而言之：一为雅，一为俗。有“雅”，于是脱俗。缺“雅”，于是入俗，甚至俗不可耐。
没有优雅，尽管有靓丽的外貌，不过花瓶摆设；有一点知识，不过雕虫小技；有一点小才小智，不过哗众取宠，整个人生仍然逃不掉一个字：俗。
人类的进步，是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社会制度的完善标志着文明的进步。除此之外，文化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内在标志。文化与GDP有关系，但不能等同；与科技水平有关系，也不能等同；文化与博物馆、少年宫、科技馆、体育馆、歌剧院有关，但不能等同；与社会的教育程度有关，也不能等同。文化发展的水平有很多指标，但是，它可以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尤其是知识分子身上。
一个有序的社会，应该展示出文明的向度和层次。中国至少在三千年前的西周就建立了礼乐秩序。文明与野蛮就体现在君子和小人（野人）身上。受过教育的、代表当时文明教育成果的人是君子，因此，君子是当时社会的理想人格。孔子教学生就是以君子人格作为目标。他教学生以“六艺”，并说：“不学《诗》，无以言”，提出“文质彬彬”的品质标准，这是当时对于贵族子弟的最低要求，也代表着当时文明的向度。汉代以后出现的“三礼”，详细论述了“礼”的意义、价值以及具体规定。“五经”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完成了这些教育就达到当时的文明水准，就是那时的文化人，具备君子人格的必要条件。相反，不能达到这个文明水准，不能自觉遵从礼乐秩序的，就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奴隶、平民，即小人或野人。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十分明确，就是以君子人格作为理想的人格。当然，这里面有贵族的特权思想，有阶级差异，这都是时代的局限性。可是，这一切不能否定它的合法性。
君子人格理想的传统在中国世代相传，延续了几千年。君子与小人（野人）之分，是高尚与卑下、文明与野蛮、文化与反文化的分野。知书达礼一直是中国人对于文明的共识。斯文扫地是对于知识分子失范或某种颠覆文化价值行为的谴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坚守君子人格的最后底线。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理想，君子人格理想对于社会全体成员都是一个典范。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官僚、商人还是农民，都自觉认同而不会反对这一社会共同价值理想。于是，它构成了社会中心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对于社会秩序起到制衡作用，成为社会文明的一种指挥棒。
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的上层，贵族、官员、士大夫、富商大贾、乡绅，从衣食住行到言谈举止，尚礼是基本要求，斯文是行为标准，因为礼义廉耻是君子人格一个门槛。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讲的是信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品德与言行的双馨。他们即使不敢认为自己就是君子，但绝对不以小人自居。因为，在那个社会，被公认为小人的人，不仅没有身份，也没有信誉和道德可言，基本上被排斥在文明社会的社交舞台之外。即使是刚刚摆脱穷困的暴发户，无论他先前多么低贱、落魄，也要穿起马褂、长衫，附庸风雅。还一定让子弟读书应试，获取功名，因为不读书难以达礼。
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中，中国历史上的忠臣烈士不胜枚举，杀身以成仁的壮举史不绝书。当年梁漱溟在中南海怀仁堂，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正言，他要考验一下执政党有没有雅量，考验一下主席有没有雅量，体现的就是这种君子人格的伟大精神，成为现代中国君子人格精神的绝响。
中国传统社会的君子人格理想，代表着社会的文化向度，体现了文明社会的秩序。钱穆先生曾认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农村文化。因为一代代乡村读书人，通过科举，走进皇城大都，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员，而他的后代又逐渐衰落，被新的乡下读书人取代。进入国家管理中心的人才基本上来自乡村的有志青年。如果没有知书达礼、君子人格的社会价值理想的指引，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延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理想相异，君子人格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至少，整个社会没有这样的共识，没有体现这种文明的向度。要不要把自己培养成君子人格，不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因为，它基本上不影响每个人的升官发财。君子人格既不是学历，也不是技能，更不是资本，实际上没有任何好处和实际利益。按照君子人格的要求，自觉维护和遵守一些道德操守，甚至是作茧自缚，也许在社会生活中生存更加艰难。而做一个小人，则没有任何坏处，既不会丧失任何东西，而且不受任何道德约束，也许在社会生活中顺风顺水，获得很多实际利益。所谓礼义廉耻、信用仁厚、刚正不阿，这些东西都不能产生直接利益，人们往往弃之如敝屣。相反，只要能产生实际效用、利益，哪怕冒天下之大不违，被千夫所指，有些人也在所不惜。最简单直接的是骂人，特别是骂名人，其次是展示自己的艳照，还有的甚至挑战社会伦理底线，只要产生轰动效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人们对于“耻”的渐渐麻木，导致了一种反文化的社会倾向，痞子化于是应运而生。痞子化即是反文化的典型表现。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是这个倾向的总宣言。
痞子化在当下中国渐呈汹涌之势，挑战一切文明的秩序，冲击几千年的礼乐传统。在这样的景况之中，试问：国人何来优雅？
君子人格理想的摧毁，根源在当代中国教育。
人最根本的东西是人格。教育，首先是培养人的教育，即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至少从孔子开始的中国传统教育，一直以培养君子人格为首要。所谓“传道、授业、解惑”，首先是传道。这是教育最基本要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我们当下的教育被人称为应试教育，升学是这种教育的最终指向，于是，分数实际上成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家长和学生都把学校当成技能培训班，当成发财升官的桥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校里的品德教育只能是花拳绣腿。我们的学校因此忘记了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
通过调查我们知道，在今天中国的学校，一般的孩子也谈自己的理想。他们的理想无非将来成为科学家、影星、商人、经济学家、教授、部长等等。这既是他们自己的理想，也是家长和老师对于他们的寄托。落实到学校生活中，这些理想都是具体的，就是上好学校，例如北大、清华、哈佛、剑桥，等等。因此，读书是为了考试，上好的学校是为了找到好工作，总之不外乎升官发财一类。因此，他们的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考试。更可悲的是，离开考试，有些学生就一无所能，甚至惶恐不安。
然而，他们没有人格理想。没有人想成为一个君子，哪怕是穷愁潦倒、四面楚歌。也没有人畏惧做一个小人，只要有巨大的利益，这样做是值得的。更没有人要成为英雄，那似乎一点也不切实际。
一个缺少君子人格理想的社会，人格就会猥琐，唯唯诺诺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工作的单位，上级就是法官，哪怕只是一个处长、科长，权威形同上帝，没有人敢于对他们的错误提出异议。上下级关系于是成为主奴关系。想想当年的梁漱溟，我们应该反思：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学校能够培养出来吗？
中国教育在人格教育上的缺失，导致受教育者和没有受教育者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因而失去了教育自身的神圣性。
简言之，中国正在实现政治、经济、科学、军事腾飞。然而，中国社会的文化现状不容乐观。优雅是文化的体现。优雅的缺失，恶俗必然成为时尚。从商业大片到学术讲堂，俗不可耐的东西无处不在，我们无法阻挡、抗拒。一个社会失去优雅，无论它的成员多么有钱，珠光宝气，宝马香车，美轮美奂，总是带着野蛮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