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故事——秦 |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 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李斯的代表作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
泰山刻石(安国北宋拓本)各纵27.8厘米 横14.3厘米 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秦泰山刻石立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泰山最早的刻石。此刻石原分为两部分: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共144字;后半部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刻制,共78字。刻石四面广狭不等,刻字22行,每行12字,共222字。两刻辞均为李斯所书。现仅存秦二世诏书10个残字,即“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又称“泰山十字”。据清道光八年(1828年)《 泰安县志》载,宋政和四年(1114年)刻石在岱顶玉女池上,可认读的有146字,漫灭剥蚀了76字。明嘉靖年间,北京许某将此石移置碧霞元君宫东庑,当时仅存二世诏书4行29字,即“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清乾隆五年(1740年)碧霞祠毁于火,刻石遂失。 嘉庆二十年(1815年),泰安旧尹蒋因培带领同邑柴兰皋在山顶玉女池中搜得残石2块,尚存10个字,遂将残碑嵌于岱顶东岳庙壁上。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东岳庙墙坍塌,泰安知县徐宗干“亟索残石于瓦砾中”,嘱道人刘传业将残石移到山下,嵌置在岱庙碑墙内,并写跋记其经过。光绪十六年(1890年),石被盗,县令毛大索十日,得石于城北门桥下,后重置于岱庙院内。宣统二年(1910年)知县俞庆澜为防刻石遭风雨剥蚀,在岱庙环咏亭造石屋一所,将秦泰山刻石及徐宗干的跋和自己写的序共3石嵌于石屋内,周围加铁栅栏保护。1928年迁于岱庙东御座内,修筑一座门式碑龛,将以上3石垒砌其中。
阳陵虎符
阳陵虎符实物 秦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阳陵虎符拓片 秦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虎符高三.一四厘米,长八.九厘米,相传山东省临城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虎符”为古代帝王调动军队之信和物。授予地方官吏或者统兵将领以兵权,既以虎符的左半授予,待要调动军队时,即派使臣持虎符的右前往驻地。地方官吏或统兵将领两半虎符对合,验明无误,即应发兵。虎符盛行於战国、秦、汉。此件为秦代之物。虎颈至胯间左右各有错金篆书铭文两行十二字,书曰:“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阳陵为秦之郡名,即今陕西高陵县。此件铜质,为秦始皇授予驻守阳陵将领之虎符。此件因年代已久,对合处生锈,现左右不能分开,整体形成一艺术品。伏虎卧地,昂首前视曲尾上翘。虎符字体谨严浑厚,风格端庄,笔法圆转。
秦诏量铭文
这是一帧珍贵而有趣味的陶刻文字拓片,陶盖文曰:“苏解为”。据近人陈邦怀先生考:“苏解乃陶工之姓名,物勒工名,是也。”他认为“为”当解释为“造”。秦人言 “为”,汉人则言“造”。 秦古隶
秦朝政府公布的公文、法令、诏书等均用小篆。但结构复杂,笔画多弧形,速写不易,民间多用一种较篆而草的、能急就的字体,笔画由圆变为方折,把篆书多弧形变为多直形。这是隶书兴起的原因。晋代卫桓《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指罪人。从事劳役的人及职位较低的胥使、役吏。)佐书,曰隶字。 唐张怀瓘《书断》中说:“按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程原为县里小官,因罪入狱,他整理了隶书3000字上奏,秦始皇认为很好,赦其罪,并封为御史。 书法上称秦隶为“古隶”,汉隶为“今隶”。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
《云梦睡虎地秦简》,成书于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初期。从简中可以看出其脱胎于秦篆,形体中仍保存有大量的母体痕迹,篆隶混杂,秦隶在破坏、肢解秦篆的书写方式中,欹斜相依,肥瘦相间,节奏鲜明平稳,笔划饱满生动,气势连贯,形成质朴而秀朗的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