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来年，中国人产生了一种节日焦虑，其中以春节前的焦虑为最。每逢过节，大家总对节日有许多非议。比如，圣诞节、情人节一来，有关“洋节是文化侵略”的讨论就热起来。一到春节，关于央视春节晚会等的争论又生，今年外加山寨文化。

　　而我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在日本也住了一年，基本见不到这样的现象。比如，美国的节日非常多，圣诞节、感恩节、万圣节，乃至更现代一些的父亲节、母亲节、情人节、马丁·路德·金节等等，虽然眼花缭乱，但大家一到节日似乎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对自己的节日这样有信心，对外来的节日也就张开双臂欢迎。在全球化时代，过外国的节日也是时髦。比如，每到春节时刻，妻子就要跑到女儿的学校给孩子们讲中国的节日和文化。去年我带女儿去波士顿音乐厅欣赏古典音乐，发现演出是在旁边的小音乐厅，主音乐厅被中国杂技给占了。那时我才意识到：春节快来了。

　　两相对比，我得出一个也许是过于简单化的结论：不管本土的节日还是引进的节日，中国人对节日越来越不满，甚至有些人一到过节就担忧，就在报纸上写文章抱怨。这说明中国人已经感到节日不能反映自己的价值观念。

　　为了说明这一点，还是讲个美国生活中的例子。不久前过圣诞节，我们全家虽然都不信基督教，但妻子还是带着女儿到教堂里看了一下，发现牧师在那里回顾圣诞节的历史：中世纪城市中商人力量崛起，赚了大笔的钱，而且大家都是基督徒，到了圣诞就颇为奢侈地庆祝。但他们心里越来越感到不安，毕竟城市里饥寒交迫者遍地都是。如此过上帝的节日，死后还想进天堂吗？这种罪感和焦虑，促使他们把这个节日变为和穷人一起分享“上帝的荣光”的时刻：给穷人礼物、救济。毕竟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

　　这种历史记忆是否准确倒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选择了这样的记忆。美国的街上教堂比超市还多。你可以想见，圣诞前后，有多少教堂聚集着多少善男信女来听类似的故事。而且，圣诞节前一个月，办公楼的前厅、超级市场门前、健身房入口……到处是给穷人孩子捐献圣诞礼物的箱子，而且都装得挺满。大街小巷，许多人穿着圣诞装募捐。去年老布什夫妇这样带头上街，还上了电视。我感动之余，想教育一下女儿，经她同意后给几个无家可归者救济中心打电话，希望圣诞之夜能带女儿去服务。结果对方并不是很热心，不太愿意给我明确的指示。后来经美国朋友点拨才明白：那种地方圣诞节不要去，因为人们到这个时候都善心大发，纷纷跑去服务，导致这些救济中心服务人员过剩，连停车场都占满了。这时去只能添乱。

　　明白之后，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受教育时背诵的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这个人圣诞节突然积极起来，是不是因为平时好事做得太少呢？不过，不管怎么解释，人家的圣诞节反映着人家的价值观念，所以全社会有一种气氛，乃至把我这个外国人也感染了。

　　中国的节日，则大多没有这种气氛。二十年前北京的朋友们开玩笑说：“过节不过是大家找个借口一起吃一顿而已。”在经济不发达的时代，上馆子解解馋也许还算生活中的一个小亮点吧？在还要挨饿的日子里，这当然是个盛典了！如今丰衣足食，甚至卡路里过剩，节日也越来越多，大家还是那么个过法，心里自然若有所失。

　　如今大家为什么对春晚这么有气？春晚实际上也是一餐，满足感官而已。而且这种满足，是填鸭式的，即人家往你耳目中填什么，你就消化什么。吃不饱的人看着被填的鸭子也许还羡慕，吃饱了的人谁愿意当那只鸭子？节日是一个社会重申自己的价值的时刻。这种重申，需要每个人的积极参与，而不是被动地接收。

　　去年妻子在圣诞节前去了一次教堂，发现并不是牧师讲，而是每个人上去讲一小段，以纪念自己心目中的一个人。她的奶奶几年前去世，于是她看人家讲，自己也忍不住上去讲：

　　“我奶奶一生命最苦，当年被卖作丫环，后来嫁给主人；可惜刚当上太太，又成了‘地主婆’，跟着爷爷挨斗。总之，什么样的人倒霉她就当什么人。不过她这一辈子，从来不抱怨，对谁都谦让，下农村吃不饱，把饭都让给爷爷，自己耳朵都饿聋了。她去世时我不在身边，也未能把女儿带回去让老人家看一眼自己的重孙女。我总是对她充满歉疚。不过，她这一无所有的一生也许很富足。她总是充满对别人的善意，别人为她做一点事情就受宠若惊。她内心更多的是感激而不是怨恨。我希望为她祈祷。我常和女儿说，我奶奶信佛，相信来世，也许她已经转世为一个别的什么动物。所以我们对动物都要好。有时我看着自己养的鱼还和女儿说：也许这就是我奶奶吧？一天早晨起来女儿叫我：妈咪，你奶奶饿了！”

　　说到这里引发哄堂大笑。事后许多人走过来说：“故事很感人，我为她祈祷。你的鱼还活着吗？”

　　看看，按说这本不是我们的节日。但是，在这种氛围下，你会突然有参与的欲望。当你真参与时，你就通过这个节日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这个节日也就变成了你自己的了。

　　所以，当我们面对春节时，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想用春节表达什么？

作者简介：薛涌 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