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以生命为人之尊严的根据、以大众为人道主义的主体、以成就完善人格的“人性革命”为方法，来构建他的新人道主义，确实显示了一位宗教家不同的人文关怀，同时，也显示了他对构建一种世界伦理或普遍伦理的努力。这就是池田大作的以所谓“宇宙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新普遍主义”。

　　池田大作说：“我认为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人类具有的价值观念至少不应是这种个别性的，而应是普遍性的。因为，人不单是以一个国家为基础的社会存在，而是一种与人类社会、整个地球的大自然，甚至是与整体宇宙具有连锁关系的生命存在。”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着“全球问题”的社会。用罗马俱乐部主席贝恰先生的话来讲，现代人处于一个“问题复合体”之中，即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之间是彼此纠缠和密不可分的，因而要谋求独的、个别的问题解决，是徒劳无益的。

　　但是，要全球联合起来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可能性何在？提出这个问题所基于的理由是：第一，利益多元事实的存在。现代国际社会仍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社会，由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的差异的存在，各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存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对于一些涉及全球性的问题的认识会因自己所处的境况不同而认识不一，如环境保护问题，它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但却未必是落后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故要在二者之间达成一个统一的环境保护标准是十分困难的。而国家也充当民族利益的“利维坦”即保护神，“国家利益至上”这样的观念仍是人们的普遍信仰。第二，文化多元事实的存在。无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发展、地理环境甚至种族的不同，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伦理准则和不同的心理习惯等。韦伯认为，世界在经历持续不断的祛巫除魅的过程后，在价值观方面很难找到终极的根据，因而不能采取科学论证的方法去解决价值观方面的分歧，价值观方面的冲突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殊死的搏斗，亨廷顿甚至认为文明的冲突将会引发一场核战争。确实，我们必须承认，在今日世界观的各种冲突中，来自于价值观方面的冲突是尤其引人注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是一个远比利益的分歧更加难以调和的事实。一个法国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改变自己的国籍，但要他既是天主教徒同时又是穆斯林，则万万不可能。所以，全球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找到一种能将全球各民族国家团结为一体的基础才有可能。

　　因而，池田大作认为，要实现各民族国家的真正联合，首先必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利益的至上性观念做出反省与检讨。池田大作说，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乃是一个“共生”的时代，它所需要的是全球的“为共生的整体革命”，而这种革命之达成又是以一种“全球性视野”(think globa11y)为前提的，而所谓全球性的视野，就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感受到世界就在身边，即不能单纯地从各民族国家的狭隘的利益出发，而应从全人类利益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而这种视野乃是与作为传统的、也是至今尚流行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的对立面而产生的。池田大作说：对经济利益的关心是构成共同体的首要条件，这一点是任何时代都如此的，而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共同体在保护民族利益上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形式，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池田大作又认为，“民族意识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作为团结国民的手段、精神纽带，下意识地制造出来的，究竟如何纯粹，是非常令人怀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民族意识，只不过是近代史有意图地制造的虚构罢了”。事实上，所谓民族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并不能获得道德上的绝对支持，因为，民族国家利益作为一种超越个人层次的集体利益仍只是一种特殊利益形式，它存在着一种池田大作所称的“集体的自私性”。因此，爱国主义虽是一种美德，“热爱自己生长的土地和社会，使其进一步发展，这种愿望是原来怜爱自己的生命，希望改善生活这种根植于本性的感情，向社会动机转化的结果。没有这样的热情和魄力，恐怕不会有今天这样社会的发展”。但是，如果这种对自己生存的社会的自然的爱，一旦被利用来卷入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中，就会带上邪恶的色彩。历史上，“在国家主义的影响下，不知有多少青年的纯真的爱国心被歪曲、被利用、被蹂躏——因此，本来对自己生存社会的纯真的爱，却变成了对其他国家国民的憎恶或蔑视；本来是自己和社会共存的理念，不知不觉变成为国家和社会而牺牲自己了”。很显然，这样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是与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背道而驰的。传统的国家观念是值得反思的，因为，对现代人来说，“生活的基础已扩展到世界的规模，像过去那样把人的生存基础禁锢在国家这一有限的框框内，并且相信这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因素，那样的时代跟现在完全不同了。在现代所谓自己生存的国土，也可以说那就意味着世界。因此，如果在现代寻求过去本来意义上的爱国心这个理念的话，我想那一定就是把全世界看成我的祖国的人类爱，世界爱。那时国家规模的国土爱可能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乡土爱了”。池田大作还看到，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传统的国家权威也日益跌落，跨国公司的普遍存在以及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和金融模式的出现使传统的民族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受到挑战，“人们开始具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个人属于这些个别集团的，这比从属于国家要强烈得多”。在今天，我们不要把国家看做是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实体，而毋宁将之看成为一个表示社会文化特征的地区单位或行政单位。而在这方面，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是人类实现“主权共有”的成功范例，它为人类创造一个新的共同体即全球共同体树立了榜样。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与这种“主权共有”趋势相背离的是，世界上有不少地区陷于民族自决与独立所带来的混乱之中。正因为这样，池田大作反对把“民族自决权”绝对化。

　　其次，要构建成一种立足于全人类和全球性的价值观，使之成为促进全球人类实现普遍团结的基础。池田大作认为，思想意识的差异和肤色的不同、利益的对立等，这都是肯定存在的事实，但是，这种事实不只是存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也存在于各民族国家内部的历史与现实之中，人类既然能够借助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这一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解决同一国家内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而也应该能够借助于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种根本的思想来解决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分歧。问题似乎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把能将民族的“闭锁的心”打开的钥匙。池田大作认为，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人类在物理空间上的距离大大缩短，从而在物质上提供了人类联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但是，心理上的空间距离之大却成了结成这一命运共同体的最大障碍，“西方科学所建造的全球一体的物质世界，在今天已越来越暴露它的消极作用。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是由于精神世界的贫乏”。池田大作说：这似乎是人类文明的通病，也是21世纪文明的某种无可避免的宿命。如何才能走出这种宿命呢?池田大作认为，关键在于确立一种全球性的价值观，建立起沟通全人类的“精神的丝绸之路”，“为了今天的统一，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形成人类在精神上的整体感”。而什么样的价值观才是“全球性”的呢?池田大作认为，只有佛法以生命为基点的价值观才是全球性的。池田大作说：“尽管有着这些差异和对立，同是人类这一事实却是俨然存在的。”“我们说人是生命的存在，乃是超越任何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的事实。从这一意义上说，人要真正像人一样生活，首先必须承认自己的基点--生命的存在这一大前提，并把立脚点放在这里。”惟其如此，我们才不会“以国家的眼光”看人，而是“以生命的眼光”看人。“国家的眼光只会企图利用生命来当权力的后盾，将生命当成数量和物品来计算。生命的眼光则会视生命为无上的存在而加以珍惜。”，所谓“国家的眼光”是一种站在“主权”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事情的思维方法，它是以对差异的强调与坚执为前提的；而“生命的眼光”则是一种站在“人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思维方法，它把“人是目的”当为最高的、最普遍的价值标准，并以此来寻求人类思想意识之间的共同性。而且，当我们从这一视角去寻求人类实现统一的基础，就会发现，“生命的眼光”也是全世界各民族最容易达成共识的眼光，翻检人类文明思想史，几乎所有的民族和个人都认为：杀人是犯罪。池田大作说：“这正是生命至上的意识，是从生存本能中产生出来的观念。在这种意识中，佛教认为生命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性，因为对所有生物来说，最宝贵的就是生命，因此，剥夺生命就是犯有重罪。”总之，池田大作认为：“在时间上，在世界史的观点，在空间上，以全人类的视野，来思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探寻人类的共同的精神之路，我认为，生命就可以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的视野。”再次，充分发挥宗教的作用，建立起引导未来文明发展的“普遍性宗教”。池田大作认为：宗教是民族文化的实质，而文化是宗教的外在表现，且自古以来宗教奠定了伦理意识的基础，尽管宗教的形态千差万别。这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价值观念总是与不同的宗教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冲突又往往采取了宗教冲突的形式。但是，这种情形的出现并不是我们放弃和否认宗教的理由。因为，也正是在宗教中蕴含着世界文化沟通和实现一体化的可能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词源学的考察，所谓“宗教”，英文为religion，其原意是“再一次联结”；而在日文中，“宗”意味着“事物的开始”或“源”，“教”表示“教”是向根源性的回归。池田大作认为，人类具有一种融和的心理需要，而这种需要的产生，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是与人类来自于母胎而又无法回归于母胎这一心理情境有关，“准确地说，人们把向更加深刻而且具有实践意义的根源回归作为目标。我认为，这是人类寻求宗教的心理本能之一。宗教提示了人类需求融和的根源，教导人们向这个根源回归”。正因为宗教乃是人类生命的最深层次复归的精神运动，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宗教能给予信仰者以共同体的感觉，“它就能使人们把心结为一体，并能产生克服一切差异的共同体意识”。所以，池田大作认为，人类要达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与普遍伦理，首先必须回到宗教中去寻找共同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具有“克服一切差异”的功能，池田大作认为，只有“高级宗教”才具有这样的功能。

　　什么是“高级宗教”呢?关予这个问题，池田大作在同汤因比博士对话中曾达成这样的共识，即“高级宗教”是：(1)能使每个人自己直接地接触到“终极的精神之存在”，不管这个“终极之存在”是“神”还是“法”，每个人都可以无需借助人以外的自然力量或集体力量所具体化的制度等间接媒介去接触；(2)指出人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克制自己，不能为满足贪欲而企图统治宇宙。并指明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在于为超越自己的某种东西而献身；(3)具有融通性，使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根据“高级宗教”的上述要素，池田大作认为，存在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级宗教，即在西方世界是以圣经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为文化内核；而东方世界是以佛教和印度教为主要宗教。两者作为一种对人生和世界的自觉反省，总是意味着与一种普遍的生存方式相联系，它们对人类欲望的控制虽然存在方法和路径上的差异，但却得出较为相近的结论，这些都说明二者包含着普遍性的真理。但是，两者之间又有差异，主要表现为：西方的圣经宗教都是“一神教”，而这个“神”作为支配世界的绝对存在，通过神职集团的作用而表现出排他性和独善性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曾在历史上导演出了许多的战争和不宽容的事件；与之相比，佛教和印度教等东方宗教却具有宽容性和融合性。那么，为什么佛教会具确比圣经宗教更多的宽容性与融通性呢?池田大作认为主要有以下几吟原因：第一，佛教以生命为最高价值，视“众生平等”，而佛教之所谓的“众生”，不仅指所有的人类，而且还包括了一切有生命的存在。池田大作说：“从佛法的立场看，消除人种、民族差别的基础是空，而空是建立在对生命的正确理解之上的。换句话说，人应该是世界的人。”“我认为，像佛教那样的珍惜和爱护一切生命能宗教还不曾有过。佛教既然从广泛而深层的意义上理解生命的价值，那么它必然会平等地对待其他宗教。”因为，压抑和排斥其他宗教，在佛教看来，那恰恰是“我执”的表现，这与“无我”的佛教教义是背道而驰的。第二，佛教以“法”为终极存在，而“法”不是“神性的存在，它方便人们对它的理解与同它的融合，而基督教以”神为最高的存在，人与神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以契约为基石出即神与人之间制定某些规则，宣传救世主的观念，这样，必然要造威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与严格的“选民”意识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表现在现实中就是圣经宗教的排他性。总之，在池田大作看来，“洞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超越民族的差异，包容其他宗教，这是佛教走向普遍性、世界性的源泉”。池田大作说：“我认为，在现代化在全球规模开展起来的当代，辨明欧罗巴与非欧罗巴(尤其是东方)的各种文化传统，发现应相互继承的优点，抛弃应彼此否定的弊端，在扬弃的过程中，创造可称之为人类普遍的思想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很显然，池田大作把实现这种“人类普遍思想”的可能性主要寄托于以佛教为基础的世界宗教之上。

　　第四，培养“世界市民”，使之成为实现人类普遍融和的主导力量。如同池田大作将民众视为新人道主义的主体一样，池田大作同样把民众作为新普遍主义实现的主体。他说：“今天我们正处在新普遍主义的黎明期，它将把各人种中的一切劳动的人们，结成一个普遍的合作的共同体。”这个新的普遍主义的主要角色，必将是全新的民池田大作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人道主义思想家，他对东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均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其人道主义思想构成当代世界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对池田大作人道主义思想作一简短的探讨与论述。

　　人道主义，在现今的意义上理解，一般是指尊重人的价值，把人当人看的理论和学说。随着我们今天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地球村的出现，随着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加深，人道主义迅速地国际化，已成为制约人类共同发展，与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休戚相关的理论和价值观念，“人道主义者站到了为人类大胆倡导新思路的前沿”。池田大作无疑属于站到最前沿的人道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他对人道主义思想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对西方人道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发展线索做了比较深入的追溯和总结。在池田大作看来，西方的人道主义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人道主义最初的含义是指一种能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具有人道精神的教育制度，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最早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人道主义。但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则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和伦理思想。事实上，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运动及其他的辉煌理论和学术成就，恰恰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伦理思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池田大作感兴趣的问题是，在产生基督教之前的希腊、罗马的古典研究，为什么会唤起人道主义?“借助自己对古希腊哲学文化的深刻了解，池田大作认识到，自苏格拉底之后的希腊文化明显地把人放在第一位，并因此形成有教养的、有学识的人道主义。”“罗时代的人道主义是拉丁语文化接受希腊中心思想而形成的。”就此而言，也可以说希腊、罗马的古典始终发挥了欧洲人思考之源的作用尤其是希腊哲学家们从各种角度思索、谈论天地人生和世界万物，桷成取之不尽的思考源泉。中世纪是基督教神学或神道主义支配一谚众和庶民的形象。而这种“全新的民众和庶民的形象”就是池大作所说的“世界市民”或“地球市民”。那么，什么是“世界市民”呢?池田大作说：所谓“世界市民”是指一种持有“人类利益”视野的民众，因此，“世界市民”概念也就是意味着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指超越“小我”、国家、民族、地区的陈旧的狭隘的思考方式，而把整个“大我”、地球、甚至宇宙当作“自己的祖国”来爱的这样一种品质。池田大作认为：“佛法上，具备智慧、勇气、慈悲，为别人行动不懈的人格称为菩萨。从这个层面来看，菩萨的观念可以说能超越时空，为现代提供了一个地球市民的典范。”可见，池田大作所说的“世界市民”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理想人格形象的代名词，它的主要内涵就是由佛教中菩萨所表现出来的慈悲、宽容、开放、智慧与勇气等品质。这些品质作为人生质量是否提高的印证，是没有“国籍”的。池田大作认为，如果不培养出具有这种品质的“世界市民”，则所谓的人类之间的普遍融和是不可能的。所以，新普遍主义实现的关键在于如何培育“世界市民”。为此，池大作曾作为一个民间人士向联合国提出：把1991年至21世纪前这10年时间作为“联合国世界公民教育的10年”。这样，我们便发现，池田大作的新普遍主义一如他的新人道主义一样，最终的落脚点仍在“人的革命”——人的内在的革命。

　　综上所述，池大作通过对西方人道主义的考察与批判，提出了他的所谓的“新人道主义”，而这种新人道主义是以“生命”为尊严的内在根据，以“民众”为人道主义的主体，以构建“普遍伦理”来实现世界的融和为目的，但它的归结点是以“人的革命”为根本途径，所以，它具有“人格主义”或宗教主义的人道主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