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3岁高龄的钱伟长校长在出席其生平最后一次上海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时，动情地向台下的学生说“今天你们毕业了，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们，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忧过没有？后天下之乐而乐，乐过没有？”这就是著名的“钱伟长之问”。

伟人钱伟长渐渐远离我们，他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是一个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深思的问题。钱伟长是一位教育家。他曾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长达三十多年），在位年龄最高（高达九十八岁）的大学校长。“钱伟长之问”就是他从教一生对中国高等教育思考的结晶。



如果说“钱学森之问”拷问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那么“钱伟长之问”就是钱伟长作为一名教育家对“钱学森之问”的探解和继续追问。钱伟长提出大学要想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就必须“拆除四堵墙”即学校和社会、教学和科研、各学院和各专业、教与学之间的墙。上海大学坚持学分制、选课制和短学期制的“三制”教育教学改革方针。在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引领下上海大学成为了一所“现代化的大学”，一所向“研究性综合型”大学迈进的中国著名学府，这是“钱伟长之问”对“钱学森之问”的探解，也是“钱伟长之问”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

如果说“钱学森之问”是在问中国怎样出人才的话，那么“钱伟长之问”不仅回答了“杰出人才”如何培养的问题，而且接着“钱学森之问”继续追问“杰出人才”能否造福社会，如何为社会造福？“钱伟长之问”直接痛指“杰出人才”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即“杰出人才”如何为社会造福。钱伟长是一个纯粹的爱国者。他的“万能科学家”美誉是对他的爱国者身份的诠释。他也希望上海大学的学生是“一个爱国者”。“杰出人才”要想为社会造福，一定要在其思想意识和道德情感上对自己的国家产生归属感和荣誉感。《教育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钱伟长要求学生做“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辨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这句教育史上的名言是他对“钱伟长之问”的具体展开，也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培养“杰出人才”的目标。

2005年，“钱学森之问”享誉全国，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深思。2005年，“钱伟长之问”振聋发聩，“先忧后乐”继“自强不息”成为上海大学的校训。“三钱”中的“二钱”想到一块了。而在钱伟长看来，“先忧后乐”比“自强不息”更重要，更能体现“杰出人才”的价值。人才是最宝贵的社会财富，一个“先忧后乐”的人才，能够把所学所长发挥到社会最需要的地方，能够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钱伟长就是这样实践他的教育理念并展现了他的壮美人生。上世纪80年代，他以古稀之年出任大学校长。如何把当时人们称之为“四流”的上海工业大学建成一流的上海大学成为摆在钱伟长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可以说凝结了钱伟长教育思想的“钱伟长之问”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形成。“钱伟长之问”突破“钱学森之问”的地方不仅仅在于“钱伟长之问”是对“钱学森之问”在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上的继续追问，更在于“钱伟长之问”凝结了钱伟长教育思想从上海工业大学到上海大学的教育实践。或许一句名言道出了“钱伟长之问”的生命意义：“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本文作者 任帅军为杭州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