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称，涩泽荣一“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的经商思想是“日本崛起的秘诀”。涩泽出生于1840年，自幼便修汉学与习剑，但明治维新改变了他的命运。1867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又在欧洲游历将近二年。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为他以后的活动奠定了基础。回国后，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但不久便辞职“下海”，投身实业，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堪称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

　　作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商，涩泽一生崇拜孔子，并积极地致力于将《论语》思想运用到经商实践中。涩泽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儒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是与一些不法商人的种种不当牟利有关，以至形成“无商不奸”的看法。但是，当把这种观念绝对化之后，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极大的害处。其实，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因此，涩泽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涩泽还指出孔子不仅提出要富民，而且富民的最终目的是强国，“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根据孔子的这一思想，涩泽认为，要使人民富裕，国家富足，必须走工商兴邦的道路。
　　在涩泽那本被称为“商务圣经”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他把自已成功经营的经验归结为”“《论语》+算盘”。如果《论语》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而“算盘”当然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利”的象征。涩泽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这无疑是种灾难；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这样也才能确保其富持下去。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今天，国家经济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但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时，个人的非法牟取暴利有了一些空间。出现了以次充好、假冒伪劣商品增多、不公平竞争、唯利是图、商业道德败坏等弊端，而一个没有道德素质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重温儒家传统，借鉴涩泽反对所谓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不相容的观念，主张伦理道德与经济的统一；强调学问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修学向上。这些儒商精神，对日本企业，乃至日本经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正在探求将儒家文化和西方管理科学相融合的中国企业界来说，涩泽的思想也应该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