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大隐于市一鸿儒 |
 
学界有“北钱南饶”、“北季南饶”之说,他是一位生于潮州的“国宝级”学术巨人 饶宗颐———对这个名字陌生的,恐怕不仅仅是老百姓。他是谁? 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说:“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季羡林说:“饶宗颐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在中国台湾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国家,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 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说:“饶宗颐先生治学,与世俗迥然不同。数十年间,著述逾千万字,于学术文化,中西古今,无不会融通贯,得其窍要,及前沿之地位,开风气之先声,为海内外同知共仰。2003年辑成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论文集》,煌煌二十巨册,洵非一般学人所能意想。” 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生前评价饶宗颐先生为九洲百世之“东洲鸿儒”。赞扬他是“并世之容甫(汪中,清代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与观堂(王国维)也”。 对饶宗颐先生作出上述评价的,都是中国学术界各领域的权威人物,还有更多来自学术界,以及文学、艺术界的评价不能一一介绍。 “姑苏香腐”让他六岁扬名 15岁时续修《潮州艺文志》,90岁高龄仍坚持研究 在中国内地,有北钱(钟书)南饶,或北季(羡林)南饶的说法。季羡林先生曾对饶先生一生学术成就有过一篇介绍性文字,称饶宗颐先生在中国文、史、哲和艺术界,以至在世界汉学界,都是一个极高的标尺。他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几乎涵盖国学研究所有领域,被学界誉为20世纪国学研究的一座丰碑,走出一条国学研究的新路子。 饶先生名“宗颐”,父亲饶锷为他取这名字,是要他师法北宋五子之首周敦颐。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安县大富之家,早年家有藏书楼“天啸楼”,藏书以10万计,这使他从小在诗书画的环境中受到父亲和名师的教导。他5岁读古典小说,从名师习书法;7岁写《后封神》;8岁读《通鉴纲目》;9岁学经史佛典;11岁学绘画……20岁前,已把香港新垦书局出的新书全部读完。饶氏族人津津乐道于他6岁时的一件逸事:当年家乡一位文坛耆宿以城内特产“姑苏香腐”出谜,求唐诗一句,他当即答以“吴宫花草埋幽径”,语惊四座,传为佳话。 饶先生15岁时继承父亲遗志,续修《潮州艺文志》,直到2005年,由他任总纂的《潮州志》重新编印刊行,花时75年。 据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郑炜明博士介绍,饶先生至今著作约70余种,论文超过五百篇。近十余年来,内地也开始出版他的著作,如《饶宗颐史学论著选》、《老子想尔注校正》、《梵学集》、《汉字树》等。 90高龄的饶先生现在每天都写字、画画。他又选定了两个系列的重大选题,一个是《敦煌吐鲁番研究》,一个是《补资治通鉴研究》,并邀集海内外学者合力攻关,最后由饶先生统筹定稿。现在两个系列已有20本专著在台湾出版,内地也同时出版了一部分。 师承学术巨子治学强调首创 触角遍及各个领域,扎根香港与内地文化血脉相连 饶宗颐先生以中学肄业的学历走上学术道路。关于学术成就,他说:“我的学问首先是受了沈寐叟先生的影响。” 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说,沈曾植(寐叟)先生是晚清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子,是清末民初同国际学术界进行了对话的少数前驱人物,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力。“他影响了从王国维直至饶宗颐先生等不止一代的学者”。 还有两个人对他的一生产生过重要影响,一个是清儒孙诒让;另一个是顾炎武。 饶宗颐的治学特点是喜欢提出新问题、新看法。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和金石学,以及在宗教史、艺术史、文学、梵学等领域的许多学术课题上都表现了首创精神。 饶先生是这样表述自己做学问的方法的:“学问要‘接’着做,而不是‘照’着做,接着便有所继承,照着仅是沿袭而已。” 饶宗颐先生的治学背景,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够在一生最能出成果的30年里(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避开来自政治的、社会的动乱,在法、美、英等等国际汉学界大环境中,接触到早年流失海外的典籍孤本,并到印度等地作实地考察,从而得以多角度地研究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是由于始终把根扎在香港,使他可以近距离了解内地考古新发现、学术研究新成果和文化新思潮,文化的血脉没有割断。 饶宗颐访谈录 “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 由于年事已高,90岁高龄的饶宗颐先生由女儿照顾,基本处于闭门谢客状态。 在香港潮州会馆林枫林先生的帮助下,记者来到饶先生经常出现的地方,那是在香港跑马地繁华地带一家以潮州口味为特色的菜馆。先生每周来这里四五次,一般都是由女儿陪着,父女两个在高楼大厦的狭窄街道中散步十来分钟,走来吃上一餐家乡美味。 我们提前到达饭店。等了约十来分钟,一位老人在一位女士陪伴下走进玻璃大门。老人身着宽身粉红色对襟中式丝绸衫,露出里面红色丝绸缎面滚金边中式立领。这样一位白皙、清癯的老人,穿着这样温暖舒服的衣裳,这样微笑着走来,真是令人如沐春风。 从小打坐爱睡“回笼觉” 记者:饶先生,我们向您恭贺90大寿。您这样高寿,又这样精神,真是令人羡慕。 饶宗颐:我年轻的时候,学过一点佛家的、儒家的、道家的东西,每天打坐。我有个习惯,早上两三点钟就起来,做我的研究,做完后又回去睡觉。现在这个习惯改了,年纪大了,不能够做到了。 了解世界汉学是“缘分” 记:我们认真研究了先生的学术年表,又去作了一些对比,感觉先生的研究领域非常宽阔,不像国内同时代很多学者一样受过政治运动的干扰,可以一心做学问。所以想请先生谈一谈看法,就是学术环境对于一个学人的重要性。 饶:这是我生命中的幸运,佛教叫缘分,印度人说“结缘”。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已经去过世界很多地方。50年代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每年都被派到外国去开会,与欧洲结缘,法国人也授予我儒莲汉学奖;后来我又去印度,在整个国家旅行,学了点印度的东西,明白印度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东南亚也差不多跑遍;后来我又在新加坡大学教书;有机会去了美国……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我都参加他们的汉学研究,在每一个地方与那里的汉学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了解他们做学问的方法,这是我的幸运。 很佩服好朋友钱钟书 记:内地学界有北钱(钟书)南饶,或北季(羡林)南饶的说法,您同钱钟书先生的交往是什么年代? 饶:我们很熟,是好朋友。1980年我在大陆旅行三个月,那一次,我到北京去看他,那时他的《管锥编》还没有出来。 我同钱先生见面后很谈得来,记得一个很有趣味的事情,我送给他我写的一本词,叫《晞周集》。这本书是我在耶鲁大学研究院教书时写的,是“和周美成词全部”,是大名鼎鼎的张充和帮我抄写后出版的。他也送给我《管锥篇》的手稿。我很佩服他这个人,他收集的材料,一点一滴都不放松,一个东西改很多次。这部手稿是在印出来的书上,他自己又在上面加了很多东西,我现在还保留着。 记:季先生同您的友谊也不错吧。 饶:我们的友谊也是很好的。季先生在我的《清晖集》里写的序,我怕会得罪很多人。因为他赞扬我的书画,把我捧得太高了。 感谢顾颉刚和中山大学 记:能说说您同顾颉刚先生,同中山大学的交情吗? 饶:顾先生是我的一个很早的知己,到今天我还感谢顾先生。顾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好处是提拔人才。我也是他提拔的,那时我在中山大学的广东通志馆,那时中大在石牌,而这个机构在文德路。我在那里看书,修志,撰写稿子。 记:当年您好像只有十几岁。 饶:我18岁。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感激中山大学。我年轻时邹海滨(邹鲁,前中山大学校长)请我。那时全中国地方志,北京是第一位的,它是首都所在;中山大学是第二位的。 记:这么说中大是您起步做学问的地方? 饶:这个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所以我很感谢中山大学,感谢那些方志。禹贡学会是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创办的,我在中大参加禹贡学会后,第一篇论文叫《潮州旧志考》,就发表在顾先生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这以后我的文章可以随便在《禹贡》上发表。那时顾先生正在主编《古史辨》,他叫我主编第八册《古地理辨》,我也编好了,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当时我没有拿出来出版。顾先生是第一个提拔我的人,他在《禹贡》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他也不知道我是多少年龄,其实当时我十几岁。这时我同顾先生都还没有见过面。 有怀疑精神才能做学问 记:说到《古史辨》,有一件事想听听您的看法。《古史辨》的思想基础是“疑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怀疑古文献的真实性,并以“疑古”精神研究古史。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他写了一篇《走出疑古时代》的文章,对“疑古”观提出质疑,在内地学界引起一场论战。您对这事怎么看? 饶:这件事情我知道,近代中国100年的学术史都在我的脑袋里。我跟学勤是老朋友,他的《走出疑古时代》我也看了,他批评“疑古”,我觉得比较激烈了一点。因为怀疑精神基本上是做学问的一个条件,学术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怀疑的。我最欣赏季羡林讲我的学问时,有一句话:“他最能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我觉得他这句话最中我的心意。“走出疑古时代”?“疑古”是没有时代的,疑古可以延长到很久,因为古代很多东西我们弄不清楚,人家讲得不对我们就要怀疑,文献记载不清楚,矛盾太多了。我个人认为,我今天还在疑古,因为很多古代的问题不是一下可以解决的,今天出了很多新东西,但也出了很多新问题,有些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现在到处都是这样,不是中国才这样。当然没有旧材料就没有办法解释新材料,可是旧材料有太多矛盾,如何把它理清楚?永远也理不清楚。我的立场是这样子。 中国文化最好部分是“隐” 记:您认为国际上的汉学研究,哪个国家水平比较高? 饶:这个我不批评,我不得罪任何国家。我有一个基本条件,看你能不能写中文。我们在英国,用中文写的汉学论文,他不发表,要求用英文。为什么要求我们的汉学一定要用英文写?这不公道嘛,没有道理嘛。 记:您觉得中国文化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饶:我觉得是能够“隐”。这是了不起的。外国人就是不能“隐”,就要打仗,他们有事不能商量;我们中国还有个“人情”也很好,大家有事还是要坐下来谈判,商量商量,慢慢解决问题,就解决了。外国人一句不合就翻脸了。所以中国人能够容纳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它平衡,摆平了。 支持北大修“经”修“藏” 记:现在国内有一种文化上的现象,就是关于国学的复兴。您认为对于国学的学习,最为关键的是要注意什么? 饶:比如背诵古诗文,就要商量,哪些应该背,哪些不应该背。也不是所有人都要去研究国学,这个大家都要坐下来研究。国学中有些东西是不必要去学的,比如背《三字经》就没有必要。小孩子学国学,先要把朝代先后弄清楚,就是要了解自己国家基本的历史。 记:有一种思潮,就是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思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承上逐渐走向断层,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饶: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有它的贡献,也有它的缺点。最大的贡献是白话文,出现了一种新文体,这就是语体文。白话文把语音简单化,这是很大的贡献。那么说到它的缺点,是方法上面的,就是在排除古代的东西方面,太偏激了一点。比如我对胡适先生很尊重,我见过他。我最欣赏他的,是他对自己的小脚太太不离不弃,还有他对人家写来的信都复信。这个我做不到。而对他的方法,就是对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持保留态度。我认为不要太大胆假设。科学嘛,是要讲试验的。这个假设不要乱假设,不要太快乱假设,求证是应该的,这是做学问的态度。我对他的这个有保留。还有我们当年把经全部否定,把经变成史,变为史料。我曾向北大的人建议要有我们的经。我们有十三经,但是要改良。比如有些东西不应该入经,如《尔雅》,它是训诂的书,不应该入经,我们的经要重新整理。现在国家昌明,大家要坐下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记:现在国家经济条件好起来后,很多地方在修典。 饶:这个我知道,他们是受我的影响嘛。现在由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主持,又开始编纂一部大书,叫作《儒藏》,我在里面做顾问。中国有儒、道、释三家。释、道都有藏,儒家没有藏。儒应该有藏。最丰富的是道藏,它把很多儒家的书摆在里头,比如易经,还有老子、墨子、庄子。我们今天也有非常客观的新材料可以用,可以把包括新出土的文献在内的所有典籍都汇集起来,成为一部最完备的儒学典藏。这部《儒藏》编定之后,就形成了新“三藏”。过去讲“三藏”是指佛教里边的“经、律、论”,而现在这个新“三藏”,是指儒、释、道各有一部经典。我的意思,一个经,一个藏,要整理。我们国家现在提出和谐的观念,这个很好,这些工作都要慢慢做,不要太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