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道、释三教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三教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摄也促进了其自身发展演变，促进了其内部形态的发展与转化。从一定意义上讲，金、元时期全真道的产生就是三教相互融摄的典型代表。全真道以道教传统学说为基础，大量吸收儒、释之思想，明确提出将“三教合一”作为基本教理，为发展和更新传统道教做出了重要贡献。分析全真道“三教合一”的教理特征，探讨全真道“三教合一”思想的文化渊源及其对全真道发展的作用，对我们全面了解全真道、思考全球化时代道教的发展与未来将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一、全真道“三教合一”的教理特征

　　金元之际在北方兴起的全真道，是道教的一个新生派别。它以“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以“三教合一”、“性命双修”、“功行双全”、“全真而仙”为基本教理，杂糅儒、道、释三家理论，对传统道教的教理、教义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构建出了新的道教理论体系。

　　全真道的三教合一思想，在其创教祖师王重阳的修道初期即已显现出来。在“活死人墓”修炼之时，他即将儒、释、道三家相提并论：“稳驾青牛古圣人，白牛枝叶出斯因。儒医夫子成三教，垦辟愚迷怕落尘。”儒、道、释三教各有所长，都是使人驱除愚迷而超脱凡世的良药。六朝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中虽然都曾出现过不少“三教归一”论的宣扬者，但他们倡导“三教归一”，往往以本教为最高。重阳祖师则完全开放，打破门户之见，鲜明地举起三教一家、三教平等的旗帜，实行三教联合的传教路线，使全真道的“三教合一”理论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1、三教同源。在全真道看来，宇宙万物虽然纷纭复杂，但皆根源于“至道”而生。“道”作为万物之本体、绝对不变之最高理则，是唯一无二的实存。圣人以“心”体“道”，心同道体，“道”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道”，“心”外无“道”，“道”外无“心”，“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儒、释、道三教皆为圣人创制，其教义、教理皆出于圣人心体实证之“道”。三教虽名称不同，但其实则一，三者皆本于“道”而生，“教虽分三，道则唯一”，三教同源而一致。在论及三教关系时，王重阳一再强调：“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害风故故谒华宗，三教唯公道话同。此际遇逢齐上下，中间会聚各西东。”王重阳以三教共尊的“道”为切入点，把本源性的“道”作为三教合一的契机。道无形，教有迹。老子、孔子和释迦皆为世之圣人，为显迹之神。圣人体道而创制立教，救度众生，三教圆融的基础就在于“道”。“人各认祖宗科牌：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三教圣主、三界圣母，却来救度儿女，名号记显现分明，寿印信为其堪同。……三教者是随意演化众生，皆不离于道也”。“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儒、道、释三教虽鼎足而立，但却同根而生，皆本于“道”而立。三教同根而生，同源而立，三教一家，乃理之自然。

　　2、三教同功。在王重阳看来，三教不仅同源一致，而且具有相同的社会作用。三教都以扫除人的妄念、救治人的愚迷为己任，都以普度众生为职事。《达摩经》云：“过去言非实，未来不为真。太上炼九转还丹，令人去疾病，了生死。夫子教仁、义、礼、智、信，恐人招业在身，令人修此，亦能治其疾病。”“三教分明，解救平生之苦”三教的不同，只是展现形式的不同、立教的侧重点不同，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而在救治人生、教化社会的根本功用上却没有差别。儒以治世治民，佛以治心治性，道教则是既能修身炼形，又能够治家治国；三教同功而异名，可以并行于世，相互补充。

　　因此，在论及修行之时，王重阳一再强调，为道者只有博通三教教义，践行三教之理，才能真正体悟大道，证真成仙。“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异，妙玄通后更无加”、“为教同其闵，延年共比彭。并通三教理，远远得期程”、“爇名香、三教俱看，得善芽增长”、“运三车，依三教，永没沉三道”、“了了通三道，圆圆做一团”只有融通了儒、释的“道”，才是“全”，才是“真”。“尽知长与道为邻，搜得玄玄便结亲。悟理莫忘三教语，全真修取四时春”，“三教好，妙理最深幽”，只有三者并重，才能真正成为得道之士。

　　3、三教平等。全真道的三教合一之说，并非是以道教来统摄、涵融、消解儒、释二教，而是在论证三教同源、三教同功的同时，倡导三教平等之说。“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静之元，为玉华、金莲之根本，作三光、七宝之宗源”。儒、道、释三教各有至言妙理，不可偏废，“天地人生，同来相遇，应将甚、昭彰显务。道门开，释门阐，儒门堪步。……禀三才，立三教，得三光，三丹宝聚”。在组建民间教团之时，王重阳亦立足于三教平等，以“三教”命名，如文登“三教七宝会”、宁海“三教金莲会”、福山“三教三光会”、登州“三教玉华会”、莱州“三教平等会”等，“凡立会必以三教名之者，厥有其旨哉”！其目的就是以示三教平等，“三教合一”、“不独居一教”之意。

　　王重阳反对三教间非要一争高低、誓分优劣之态度，在创教之初，他即摒弃门户之见，着意论述三教同源、同功，高举“三教一家”、三教平等之旗帜，协调儒、道、释三教之关系。“释演空寂，道谈清静，儒宗百行周全。三枝既立，递互阐良缘。尼父名扬至圣，如来证大觉金仙。吾门祖，老君睿号，从古至今相传。玄玄，同一体，谁高谁下，谁先谁后，共扶持邦国，普化人天。浑似沧溟大海，分异派、流泛诸川。然如是，周游去处，终久尽归源”。三教同一体，无谁高谁下、谁后谁先之分。为道者，应长怀平等之心，包容诸物，对天地万物无分别心，无排他意，一视同仁，一体皆爱。“平等常施为大道，清静不退得真慈”。三教间亦应平等相待，和谐共处，亲如一家。“云朋霞友每相亲，滑辣清光养气神。满座谈开三教语，一杯传透四时春”。

　　4、三教并用。王重阳不仅在理论上肯认三教同源、三教平等和三教同功，倡言三教一致，而且在实际的修行和教化弟子生众的过程也是杂取三教，不拘一格，实行三教并用之方法。“真人劝人诵《般若心经》、《道德、清静经》及《孝经》，云可以修证”。“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谨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证据”。“王喆聚徒宁海洲，立三教平等会，以《孝经》、《心经》、《老子》教人讽诵，而自名其教曰全真”。把三教经典完全相提并论，并筛选出其中最为精炼简明的典籍向社会普及三教教义，真可谓用心良苦。

　　在《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中论述“五行之法”时，他强调：“第一先须持戒，清静忍辱，慈悲实善，断除十恶，行方便，救度一切众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就其内容来看，这显然是一条三教并用的戒律，其中既有道家的清静，也有佛教的慈悲，还有儒家的忠孝。在《赠侄》诗中，他也再次指出：“一首新诗赠七哥，予言切忌莫蹉跎。遵隆国法行思义，谨守军门护甲戈。饮膳共为通礼让，言谈歌出用谦和。先人后己唯长策，伫看归来唱凯歌。”行义、守法、爱国、礼让、谦和，显然是运用儒家教义来要求、教育子弟。在道友问及修行之事时，他亦回答曰：“洁己存心归大善，常行恻隐之端。慈悲清静亦频观。希夷玄奥旨，三教共全完。”在论述性命、丹道等重要理论问题时，他也常和会三家，引证儒、释来阐明道理。如《金关玉锁诀》述内丹，而引证佛教《心经》；《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引证儒家仁、义、礼、智、信及佛教《金刚经》无诤三昧等等。由此可见，三教并用已构成全真道修持要求的重要内容，体现于心性和功行修炼的各个方面。重阳祖师不仅以此教导、要求弟子，而且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在对自己所作的评价中，他也称自己是“谑号王风，实有仙风。性通禅释、贯儒风”。

　　王重阳不别门户，广交僧徒儒士，遇佛言佛，遇儒言儒，和同三教，倡言三教同源、三教同功、三教平等，使全真道的“三教合一”理论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色，同时也为全真道其他教义、教理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成为全真道立教修行的准则。

　　二、全真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渊源及其时代基础

　　全真道和同三教，高倡“三教合一”，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从当时的思想文化发展趋势来看，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的提出，既是魏晋至隋唐以来三教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又与道教内丹学发展紧密相联，同时又与其创教者自身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情势密切相关。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是传统道教中“三教合一”思想发展的圆满完成，对道教的繁荣与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1、“三教合一”理念在中国传统思想界的产生，至迟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儒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牟子《理惑论》中亦论及了儒佛思想的一致之处；道安曾以《老子》语解佛教《般若经》；僧人康僧会也曾论述：“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这些都可以说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见。经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道、佛三教都有了充分的发展，出现了三教鼎立和三教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儒、释、道兼习成为隋唐时代士人及其家族的普遍趋向，三教之间的交融与会通日渐增多，三教间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逐渐转向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三教合流成为当时社会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

　　在道教发展的历史中，以自身为主体来融会儒、佛二教，明确提出“三教一致”思想的当属晋代著名道士葛洪。为使道教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葛洪融儒家思想于道教体系之中，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观点，即所谓“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修长，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于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在《抱朴子·自叙》中，他自称：“《内篇》言神仙方药、鬼神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讲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儒、道一外一内，内道外儒，用道养生，用儒应世，内外相补相辅，兼行而不相悖，儒、道双修，方可得道长生。

　　南北朝时期，道教内部会通儒、佛的思想趋势更加明显。儒家的“孝”、佛教的因果报应、五道轮回、地狱托生等思想已屡见于道经之中。在道士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中黄帝、尧、舜、孔子、颜回等儒家圣贤也被引入道教，与老子并列于神仙谱系之中。陶弘景本人也是儒、道、佛三教兼修，他既著“《孝经》、《论语》集注”，又自称是“释迦佛陀弟子”，常率弟子诵读佛经，并“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

　　隋唐时期，儒、道、释三教的日趋合流已成为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道教融合儒、佛也更为深入。道教学者吸取儒、释思想，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作了全面的发展。在佛教思辨理论的影响下，唐初道教形成了佛教意味颇浓的道派即重玄派。“重玄派主要是融合老庄哲学和佛教中观哲学而成，同时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具有较强的义理性和思辨色彩，对道教教理教义的发展和演变，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吸收佛、儒思想构建道教思辨理论体系的同时，道教学者还借鉴融合佛教心性论和儒家人性论，构建道教心性理论，进一步对道教修行理论和实践加以完善，无论司马承祯、吴筠、王玄览，还是《常清静经》新道经，都将“心”与“道”相联，主张修心、主静，将心性的炼养作为得道的关键。隋唐五代是道教迅速发展的时期，道教理论在三教融合中得以发展和完善，虽然道教学者主要还是立足于本教而融摄其他两教以丰富发展自身，但它却为唐以后三教思想理论上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基础，成为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的思想渊源。

　　2、在三教合一日渐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之时，道教内部也在悄然发生着变革。道教理论逐渐由外丹论转向内丹论。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三教间的融合促进了道教内丹学的兴起，但同时，内丹理论的发展又为道教进一步融会儒、佛二教提供了基础，成为道教融摄儒、佛的内在动因，也成为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的建构基础。

　　从道教的发展来看，道教由崇尚黄白、烧炼之术的外丹学说转向内丹理论，既有其内在的理论根据又有外在的客观需要。隋唐时期，道教炼丹术也发展到了极盛，烧炼黄白之术盛行于世，有些道士名为炼外丹以求成仙长生，实际却在烧炼药金银以谋财利。如《太平广记》卷四百引宋戴君孚《广异记》中便说，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炼丹砂，合成大还丹，化赤铜为黄金。这些药金银乃伪物，在社会流行便成一害。因此，外丹术亦被人视为欺人之术，加以鄙弃。

　　同时，外丹理论的盛行，也诱使不少达官贵人和修道之士热衷于服食金丹以求长生、成仙之道。正是由于富贵者及术士们的实践，外丹论的弊害也逐渐显露出来。“欲求长生，反致速死”的许多惨例，使人们对金丹服食产生了普遍的怀疑和不满，同时也促使道士们转而另觅成仙之道。在当时儒、道、释三教普遍重视心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道教的外丹术逐渐向内丹炼养术转化，以修炼内丹而期成仙为主旨的钟吕内丹派逐渐兴起。道教内部开始孕育着一场重大变革。

　　以“天道与人道合一”、“匹配阴阳，纯阳为仙”等为主要特征的钟吕内丹理论对以钟吕继承者自居的全真道的教理、教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为全真道以心、性为基点兼采三家之说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提倡三教合一之说奠定了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真道教义、教理是隋唐至北宋以来道教中三教合一的趋势继续发展的产物，是钟吕内丹派之学与儒、佛之说进一步融合的结果，正是这种学术文化渊源决定了全真教的基本理论面貌，使全真教在基本理论方面大异于此前的道教教派，呈现出自身独具之特点。

　　3、王重阳以“三教合一”为旗帜，大量糅合儒、佛二教之内容，构建新的道教理论体系，既是当时“三教合一”思潮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是金元之际“三教合一”思潮在道教内部的表现，是道教内部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高倡“三教合一”，主张三教同源、三教同功、三教平等，也与其自身的思想渊源和思想特点有着密切之关联。

　　王重阳，名中孚，字允卿，又名世雄，字德威，入道后更名为王喆，字知明，道号重阳子，故后人称他为王重阳。京兆（今陕西）咸阳刘蒋村人，生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自幼熟读儒书，“幼小入学明师训，九经圣典苦习攻”，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后来又经异人指点，修炼道教内丹，对儒、道两家有着深刻的体认和领悟。在他皈依道教的过程中，也曾学佛参禅多年，研究过佛学经典，他曾自称“七年风害，悟彻《心经》无挂碍”。独特人生经历，使他能够在开创全真道之初，积极顺应当时正十分兴盛的三教合一潮流，将“三教圆融”作为创教的宗旨，力倡三教同源、三教同功、三教平等，和同三教教义，对道教传统的教理、教规、教仪、修炼方法、传播方式等进行了重大变革，为其后全真道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全真道宣扬三教同源、三教平等、三教同功，兼用三教，高倡三教一家，也与道教的社会地位和当时的社会情势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全真道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道教是三教中力量最弱的一家。道教全盛的唐代，全国道士女冠的总数不及佛教僧尼的二十分之一。在全真道兴起的金初，整个道教皆处于最为不利的境地。女真族素无道教信仰，在金立国之前，佛教就传入女真族中，从金太宗起，金廷就建寺赐田，礼遇名僧，对佛教的尊崇有过于北宋。金熙宗、章宗皆亲诣孔庙拜祭，金世宗并命以唐礼祀孔，颁印儒家经籍，以儒学开科取士。儒学在金代仍居统治思想核心的地位。与儒、佛二教的社会地位相比，道教明显处于劣势。

　　因此，在道教势弱力微的情况下，全真道以三教为标帜，高唱三教归一，是颇合时机、富有号召力的。它一方面便于适应当时社会人士对三教兼容并蓄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又可借助于儒、佛二教的优越地位和深广影响，把人们吸引入全真道之中。元刘曜的《三教平心论》卷上，即站在佛教的立场阐明了这一道理：“谓佛教与道教同，则庶不启道教之争，倡三教可以合一，则若儒若道，皆可诱而进之于佛。”王重阳虽未公开点明他倡导三教归一的真实用意，但其以三教归一诱人进之于道教的目的，在当时情形之下，也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强调三教平等，则有争取全真道与儒佛二教鼎足而立的地位之用意；鼓吹三教一家、三教同源同功，则便于缓和三教矛盾，防止儒、佛二教对全真道的排斥。

　　三、全真道“三教合一”与道教的未来发展

　　就当时的文化发展与交流而言，全真道“三教合一”是对不同思想文化因素的一次成功整合。王重阳杂糅三教，高倡“三教合一”，既顺应思想发展的潮流，适应了当时社会之形势，同时也促进了道教的改革与发展，在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下为道教的发展开辟出了新的路向。这一成功范例对现代的思想文化建构、对传统道教的未来发展和中国21世纪的文化战略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今的时代是多元化的时代，是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并存的时代，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大融合、大交流的时代，在不同文化、不同思想流派的冲突和交融中，如何立足于时代之需要，消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与现代的隔阂与冲突，整合不同文化系统和思想流派的积极因素，积极主动的吸收其他文化发展的新的成果，适时调整自身，促进自身的转化与发展，在与其他文化、其它宗教的共处中保存、发展和完善自身，是每一种文化、每一种宗教信仰都面临着的问题，道教也不例外。解决这一问题，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全真道的“三教合一”，既不是以己来消融、吞没其他教派，也不是将自身消融于其他教派之中。其合一，是以悲闵人生、普度世人、救治社会为目的的合一，是在充分肯认自身价值和三教之功用基础上的合一，是三教间积极因素的整合，是三教间的互补，三教合一之“合”是一种积极的“合”，是对道教自身的补充和完善。借鉴全真道“三教合一”之经验，道教要在多元文化的竞争中确立自己的地位，谋得繁荣与发展，首先就要在尊重和认可其他宗教和文化中的优秀成份的同时，充分发掘自身的积极因素，展现自身对于时代之价值。道教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其贵生乐生的生活态度、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顺应自然的行为原则、慈爱和同的处世方式、清静恬淡的精神境界、抱朴守真的价值取向、天人和谐的生态理念等等，对正确处理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价值。我们要善于发掘道教文化的精华，努力开发道教文化中的优势资源，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其转换成现实有效的资源和力量，使其成为道教与其他文化体系和不同宗教派别对话与沟通的基石，成为道教融摄与整合其他文化中积极因素以补充和完善自身的基础，在文化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建构起适应时代要求的道教文化体系。

　　全真道以“道”为基础，高倡“三教合一”，主张三教同源、三教同功、三教平等，融三教教义为己所用，促进了道教的繁荣发展。其“三教合一”是着眼于发展自身，而不是立足于抑制、消灭对手。三教合一，实际上体现了道教人士宽广能容的开放胸怀。在当今多元竞争的时代，要进一步促进道教的繁荣与发展，为道教文化争得其应有的地位，扩大道教文化的影响，我们也应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之心态，有海纳百川之胸怀，融各派之长，采诸教之善，促进道教的发展与完善。“道”是道教文化的立论根基和最高信仰，也是其会通和容纳各种不同文化的基础。“道不仅是一切人间秩序和价值观念的超越的理想世界，而且是人类理性思维延伸的极限，它是惟一的终极的绝对真理，……道在本体论上的无限超越性又可作为宗教的终极信仰，使之成为理性的科学、哲学与非理性的宗教的交汇点。……也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凝聚点”。“道”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大道能容，“道”的这一特性使道教不仅可以包容儒、佛思想之精华，而且还可以融会和接纳东西方不同文化体系、不同宗教派别的优秀思想成份。因此，我们要敢于以道教的教义、教理接引现代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中不同文化体系的先进因素，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宗教的有利因素，在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融汇交流中不断完善道教教义、教理，建构起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普世价值的道教文化体系。

　　全真道立足于时代要求和文化发展趋势，以三教合一为理论基石，整合儒、道、佛三家教义，对传统道教教义、教理做出改造，构建起独具特色的道教理论体系。其三教合一，鲜明地体现了道教人士的改革精神与创新勇气。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不同文化间的广泛交流与融合已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在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也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取向，这就对道教教义教理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道教要成为一个能为社会中多数人接受的宗教，要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信众和更好的社会地位，使自己在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对话中取得更有利的位置，就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积极主动地吸收其他文化发展的新的成果，不断创新理论，改革自身，适时的对原有的教义教理做出调整与改变，在改革与创新中实现自身的完善、转换与发展，在创新与改革中展现道教文化对当代社会和现实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使道教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