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佛有缘

1907年11月5日，赵朴初出生在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父亲赵恩彤，任过县吏和塾师，生性敦厚，家中作主的是母亲陈慧。家中设有佛堂，母亲每日早晨烧香拜佛；门前的水塘是她的放生池，里面放养着不少她买下的龟、鳖。

1914年夏日的一天，七岁的赵朴初看到一只蜻蜓在蜘蛛网里挣扎，不一会儿，蜻蜓被越缠越紧，渐渐不能动弹。赵朴初转身到厨房找来一根竹竿，把蜘蛛网耐心地挑开，将蜻蜓救出。母亲见了，非常高兴，第二天带儿子去廨院寺烧香。

佛事结束后，母亲与先觉师父闲谈，说起儿子会对对子了。师父听了，指着庙中的火神殿，出了一句上联：“火神殿火神菩萨掌管人间灾祸”。赵朴初想了想道：“观音阁观音大佛保佑黎民平安”。先觉师父笑了，对陈慧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赵朴初的表舅关絅之曾以同知（相当于地方政府厅一级长官）身份做上海道尹袁树勋的幕僚。二次革命失败后，关絅之接到上海镇守史郑汝成逮捕孙中山的密令，作为同盟会会员，他悄悄地让公廨秘书杨润之通知孙中山转移，并故意拖延发捕票的时间。孙中山脱险后，曾亲笔题写书扇感谢他。

1921年，关絅之走上佛教道路。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关絅之有重要地位。他与周舜卿、沈心师、谢泗亭等人于1922年发起成立佛教居士林，这是全国第一个居士林团体。同年，关絅之等创办净业社，施省之任董事长，关絅之任副会长。1927年，净业社迁入觉园。

净业社是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下属单位，赵朴初在这里做秘书，收发报纸，起草文件。关絅之对赵朴初要求很严。第一次看到赵朴初起草的文字时，关絅之皱着眉头，一边拿笔批改，一边婉言批评：“你的国文很好，毛笔字也好，但佛教有佛教的门径，你要多看佛书。”从此，赵朴初开始研究佛经。后来，关絅之建上海佛教慈幼院并任院长，日常工作即由赵朴初去做。

1929年4月，中国佛教会成立，关絅之被选为九人常委之一。从此，赵朴初和全国高僧大德的接触更加频繁了。年轻的赵朴初在这样一个佛化气氛里，不知不觉也走上了慈善为本、普度众生的道路。

1935年秋天，圆瑛法师在上海兴办圆明讲堂，经他介绍，赵朴初皈依佛门，成了在家居士。佛教传入中国后，居士一般指隐居不仕之士、佛教居家修行人士、所有非出家的学佛人士。赵朴初就属于居家修行人士。

在圆明讲堂，赵朴初接触了卷帙浩瀚的佛经。在经卷和高僧的影响下，赵朴初将自己在私塾和东吴大学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到佛学中去；他的诗书造诣，也与日俱进了。

侠肝孤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上海大世界落下一颗炸弹，一时人心惶惶。一千多难民拥挤到慕尔堂门前的云南路上，亟待安置，而上海市社会局驻会工作人员早已逃之夭夭。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秘书赵朴初和吴大琨等人，将难民带到宁波同乡会安置。

这支特殊的队伍沿着云南路、西藏路一直朝北走，赵朴初冒着飞弹执一面红色十字小旗，走在队伍前面。他一路大声地喊：“你们跟我们走！”吴大琨执一面小旗走在后面。一路上流弹不时飞过，胆小的难民们哭声不断。到了宁波同乡会，不料铁门紧闭，空无一人。一位租界巡捕为赵朴初的精神所感动，越墙打开铁门，让难民进入。难民们感恩戴德，称赵朴初是菩萨再世。8月15日，沪上报童纷纷叫卖：“看报！看报！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孤胆护难民！”

淞沪战役期间，宋希濂三十六师伤亡惨重。圆瑛法师和赵朴初以“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名义组织了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抢救伤员。护国和平会会章是一顶地藏菩萨的毗卢帽，表示大愿——护国和平。赵朴初自己也上前线，帮助抢救伤员。与此同时，赵朴初将他所收容的一百多位报名上前线的青壮年难民，送到三十六师补充兵员。

1937年11月12日，淞沪全部沦陷，在圆瑛、赵朴初等领导下，几十个难民收容所陆续收容了五十万难民。

第二年，赵朴初和胡愈之、许广平、吴耀宗、陈巳生、雷洁琼、严景耀、吴大琨、萧宗俊等创办了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赵朴初任理事长。

益友社也是大家交友的场所，每来新人，赵朴初均一一介绍，他尊敬年岁大的人，逢人即在姓名后，去掉末尾一个字，换成某某老，别人便以此法称他：“这是赵朴老。”大家一听都笑了，因为赵朴初才31岁呀！此后，赵朴初有了新称呼——“赵朴老”。

“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

1951年夏末秋初，身为华东民政部副部长、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的赵朴初和刘宠光部长一起，为分配救灾物资一事到山东、安徽进行调查研究。灾情最严重的是皖北，因饿、病而死者，光皖北就有一千余人，遭洪水死伤者达两千余人。不久，华东军政委员会生产救灾委员会和中央同意了刘宠光、赵朴初提出的分配救灾比例：皖北地区占21.5％，皖南地区占3.5％，山东全省占5％。

1951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机关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赵朴初曾经手巨额捐款和救济物资。尽管周恩来、陈毅等非常相信赵朴初的人品，但根据政策，他仍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

经手了这么大的巨额经费，谁能担保不出问题呢？有人猜，赵朴初一定是只“大老虎”。运动开始后，报刊上不断刊登挖出贪污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的消息。也有个别当事人不了解政策，胆战心惊，乱讲乱咬，结果既害别人，也害自己。赵朴初以平常心对待这场运动，同时严肃地对下属提出三条：“1、不乱说自己；2、不乱说别人；3、不自杀。”

经过层层审查，结论是：赵朴初经手的巨额款项和物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无一笔糊涂账。周总理十分高兴，称赞说：“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啊！”从此，就有了赵朴初是“国宝”的说法。

1952年10月间，为振兴旧中国奄奄一息的佛教，国内有代表性的佛教人士齐聚北京，探讨成立一个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指导今后全国的佛教工作。翌年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西四阜内大街的广济寺举行。汉、藏、蒙、傣、满、苗、撒里维吾尔（后称裕固族）七个民族的法师、活佛、喇嘛、居士代表共141人出席了成立大会。中国佛协筹备处主任赵朴初主持起草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毛泽东在阅读章程草案时，亲笔加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句话。

大会选举达赖、班禅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圆瑛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

1958年6月30日，赵朴初陪同毛泽东会见了胡达法师率领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毛泽东一边等待客人，一边兴致勃勃地和赵朴初聊天。他早就认识赵朴初了，但单独聊天还是第一次。

谈话间，毛泽东以开玩笑的口吻问赵朴初：“佛经里有些语言很奇怪，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佛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先肯定，再否定，再来一个否定的否定，是不是？”

毛泽东一张口说佛，赵朴初就笑起来了。从这一番话可以看出，毛泽东熟悉《金刚经》。在全部佛经中，《金刚经》是精华。“佛说”、“即非”、“是名”就是《金刚经》的主题，全部《金刚经》反复讲述的就是这一主题。它解答了“降伏其心”的菩萨心行的关键，历来为中国佛教徒所重视。

但赵朴初并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话。他自己可不是“非”赵朴初和“名”赵朴初啊！自己可是实实在在的赵朴初。所以，他笑着说：“不是。是同时肯定又同时否定。”平常，赵朴初喜欢研究佛法般若，他发现其中有很多辩证的哲理和辩证方法，如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就与禅有一致性，因为一旦真理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就不是原本的、永恒的真理了；赵朴初甚至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佛教存在某种关系。这回，见毛主席说起辩证的否定，赵朴初就谈了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很满意赵朴初的回答，点头说：“看来你们佛教还真有些辩证法的味道……”正谈在兴头上，不料胡达法师到了，对话只好中断。

其实，那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研究佛教和共产主义相通的地方。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和达赖喇嘛谈话时，就曾明白地说：“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为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后来，在提到赵朴初时，毛泽东曾很感慨地说：“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

“铁骨独留枝”

1968年12月11日至1969年2月12日，赵朴初被监管劳动，地点在广济寺后两跨院，具体做送煤、劈柴、扫雪、倒脏土等杂务。

中国佛教协会的牌子已被红卫兵战斗队的各种招牌所替代。戒坛的香案早已布满了灰尘，和尚被赶出了庙门，只有藏经阁前的松树仍然高高地屹立着，与这群“牛鬼蛇神”为伴。

头一天，赵朴初和虞愚教授被分配做煤球，捡煤核。烧过的煤球灰里，残留着半黑色的煤球，拣起来，仍然可烧。赵朴初在一点一点往煤灰深处掏煤核时，突然想到，看似很冷的煤球灰，却能死灰复燃呢！这使他脱口占出一首五绝来：

细向心中检，然而有不然。
冷灰犹可拨，试看火烧天。

吟罢，赵朴初对虞愚说：“现在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不久以后，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将会走向正轨。无论受多大委屈，一定要坚持住，活着，就是胜利。”

1969年春节前夕，爆竹好卖，赵朴初等人被勒令拆旧纸花，将燃放过的爆竹里的纸骨子剥出来，重做成新的爆竹。这是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既新鲜，又无奈。拆旧纸花时，赵朴初想，什么时候“文革”结束了，用自己拆的旧纸花做的爆竹来庆祝，该多好啊！于是又有一诗吟就：

摧枯拉朽尽，铁骨独留枝。
好待东风信，新花众妙持。

后来，周恩来了解到赵朴初被迫劳动的情况，下了保护赵朴初的指示。他不再每天接受监管劳动，被拆掉的电话也安上了。

三个月下来，七写八写，倒也记录下了赵朴初“改造”过程中的思想火花。他抽空将这些意外收获加上标题《闲情偶记》，送给了佛协教务部主任陈秉之。陈秉之十分感慨：别人写“劳动改造”的诗，常常发泄心中的愤懑，赵朴老的诗却气象峥嵘，没有半点牢骚。尤其是对国家前途，信心十足，其胸襟，确非常人可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