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二十一到二十六章着重阐释了“诚”这一核心概念，说明“至诚之道”如神灵一般可以见微知著预知祸福。君子不仅要“自诚”，还应将这一美德推及他人。只有不断追求至诚才能与天道相配。《中庸》的二十七到三十章的内容前承前面几章而来，集中论述圣人之道、至诚之道、君子之道。

（一）至诚之道的实践路径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伟大呀，君子圣人的大道啊！洋洋洒洒，广大无边，养育万物。高迈啊！优秀而宏大呀！在感慨感叹之后，开始真正进入思辨性的层次，阐释了三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一，礼仪和威仪的问题。“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短短八个字说明周礼分为两部分。“礼仪三百”，大礼有三百条，主要有吉礼、凶礼、宾礼、军礼等；威仪三千，曲礼指小的一些礼节，就是那些关于做人的风度、规范和言谈举止的礼节，繁琐到有三千条之多。

第二，展现个性和修养自身的问题。“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些礼仪等待圣人出现以后才能实行，假如没有至高的德性，他要把伟大的事业做成功，那是不可能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几句话在《中庸》中非常重要。“尊德性”，开发自己内在的光辉的德性，这是对内。对外要好好地去“道问学”，要努力请教学习探讨，把自己的内德和外学结合起来。“致广大而尽精微”，追求广大——上天入地对整个宇宙天地万物了然于心，但是对极其微观的世界、极其微小的事理也要“尽精微”，用心思去穷尽它。“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接物待人处事方面，要达到极其高明，就是思维、思辨、明辨极其高精澄明，但做人在言谈举止和行为措施上，要实行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文质彬彬。只有温习过去的那些经验教训，才能够知道自己未来怎么做。把自己修养成拥有敦厚的德性，才能尊崇礼仪。这样才能从内到外从上到下都显示出一个君子的光辉形象。

第三，国有道和国无道时君子的选择问题。“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作为上级领导不能骄奢YIN逸，作为下级不能背弃背叛。“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这句话非常重要。儒家传统不是愚忠，不是说国有道也忠，国无道也忠，明君也忠，昏君也忠，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和精神操守。相反，儒家强调国家清明和谐、万物兴旺、百废待兴时，君子应去发表言论施政自己的纲领，使国家振兴起来。当国家昏暗无道时，应以他的沉默对抗表示绝不跟随，以他的沉默表现出自我的特立独行，因为知识分子是作为文化载体、文化传承者和思想者而存在，当政治清明时，他们的言论足以兴邦，使国家兴盛富强。但是当政治黑暗时，他们全身远祸以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启迪感召后人。所以《诗经》上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以聪明智慧保存自己的身体，保存自己的思想学说，保存自己的教学的延续性和弟子的传承性，并以待新政来世。

其实，这种非愚忠的中庸思想在孔子那里表现非常明显。孔子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以“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作为自己接人待物的原则。以“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作为教育的辩证法。在“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中，彰显为孔子思想体系中重要的辩证法和走向仁爱的普遍和谐观。

《中庸》第二十七章阐述了三个问题，第一是礼仪和威仪的问题，第二是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的问题，第三是在国有道和国无道时君子的选择问题。德治养身，明哲保身，这样才能达到至诚之道。

（二）与时俱进的文化意识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开篇就说出三个负面问题，一是“愚而好自用”，愚蠢而刚愎自用，本应好好学习，反而刚愎自用，觉得自己很对永远正确，这样的人无药可救。二是“贱而好自专”。地位很低还以为自己重权在握，还要把自己的权力用尽，永远不给人家提供任何的方便。三是“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生在当代，反而要返回古代治国之道，结果就是“灾及其身者也”，灾祸随后而至。反古之道的意思是，反而推行古代之道，返回古代治国之道。这一命题说明孔子不是一味地尊古，相反，他整体思想上仍是与时俱进的。这一章说明了儒家的思想不是复古。过去人们有一个成见，认为孔子以及后儒都是一些复古复辟的不可理喻的怪人，这样的看法是相当偏颇的。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如果不是天子君王，而是士、思想者、知识分子，他们就应该去做自己份内之事，而不能去议定制礼，不能制定法度、考订文字。因为议礼、制度、考文是最高领导君王去做的。今天，天下车辆已经同轨，文字已经统一，行为也已经有同伦常的关系。如果拥有天子的地位，但是没有圣人的德性，你是天子也不敢去制定礼乐。同样，如果有圣人的德性，但没有拥有天子之位，也不敢去制定礼乐。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孔子说，我喜欢夏代的礼仪。“杞不足征也”，但是夏的后代已经衰亡，现在只有一个杞国，却是不足以证明夏礼的情况啊！这是文献不够。我学习殷商的礼，那个时候殷商的后世宋国还存在，还可以考辨，但是也不全了。“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夏是古代，商也是古代，孔子都不选，因为他认为夏礼殷礼的很多东西都弄不清楚，文献不够，即使用了不一定就好，所以孔子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说“吾从周”，用今天的礼，用天下人都用的周礼，用当代的周礼来推行，这说明孔子能够与时俱进。其实，韩非子也说过类似的话，“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时间推移事情必不一样；事情不一样在策略上就要有变化。所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不要对古代的东西抱残守缺，纹丝不动。“不法常可”，要与时俱进，要有新的法则。那些认为孔子抱残守缺恢复周礼而反对今天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中庸》第二十八章引用孔子的话否定了生于今世而反于古道的人，可以说，这与一般认为孔子有复古主义倾向的看法有所冲突。其实，孔子所要恢复的周礼恰好是为了满足当今之用，而不是一味维护古之道，因此不能认为孔子是抱残守缺的复古主义者。整体上看，孔子一生其实充满了创新精神。就时代而言，孔子之前的“儒”，大抵为灭亡的殷商遗民的文化宗教，其现状为亡国遗民柔顺心态以取容，所以不少的古代思想家将“儒”训为“柔懦”。而孔子却提出了“入世”和“有为”的实践哲学理念，汰变那种亡国遗民的柔逊取容的心理，坚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抱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信念和求道态度。

（三）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

儒家强调只有推行中庸之道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君主，称王天下有其实行的方法。“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治理天下有三重境界，可以减少过失。第一重境界：“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上古时虽然很好，但无从证明，无从证明就得不到信任，得不到信任，百姓就不会顺从。也就是说，再好的理论，没有实践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都是行不通的。第二重境界：“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后世时虽然很好，但是没有崇高的尊位。没有德高望重，高山仰止的德性，就没有尊位，没有尊位就得不到信任，得不到信任，老百姓也不顺从。这个时候，圣人大道出现了，就是第三重境界。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这里《中庸》把君子之道一分为六，也可以说是六个基本原则。第一，“本诸身”，从自己本身做起，即以自己的品德修养为根本。第二，从老百姓反馈中验证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纲领是否正确。第三，上推去考禹、汤、文王三王，比较他们做的事和我做的事，看自己有没有犯错误。第四，借助天地之间，看是否合乎自然的规律。第五，问天地鬼神看有没有疑义，看有没有愧对自我本心。最后，等到百世之后，圣哲之人来临也不感到疑惑，没有异议。把天、地、人、神，当代、未来、自我本心、老百姓，从实践层面到观念层面都触及到了，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之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人也”，也就是说，让鬼神来考辨，都觉得无愧于天，无愧于鬼神。百世之后的圣人来看待这个问题，看待我们的纲领，也都不会有疑惑。这就叫知天知人，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圣人举动要代天下之人去立言而且被人称道，行为要被天下之人所效仿，语言要被天下之人所遵从，这样就会产生高山仰止的感觉，亲近他的人再也不会厌烦而抛弃他。《诗经》说，那里没有厌恶，那里没有嫉妒，白天黑夜都可以保持自己的名誉。而关键在于，君子从来都是这样的，只要推行这种法则，君子的名声就可以遍被寰宇，四海之内都知道他。

《中庸》认为君子只有修中庸之德行至诚之道才能登临绝顶，并将自己的思想德行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去，这样才是胸怀天下的真正君子，而不应该敝帚自珍、言大于行。

（四）天人相喻的文化意义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祖述”即传述传承相述，“尧舜”即唐尧虞舜圣人。孔子把尧舜的思想、观念、德行以及制度都传承下来。“宪章文武”，“宪章”即取法彰显的意思，“文武”指周文王和周武王。孔子把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德行、做的伟大事情和纲领继承下来。孔子不是反古，也不是完全遵循古代，更不是将古代思想一成不变地照搬。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表明了他对待古代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绝非抱残守缺。今古人在精神气质上一脉相承，但是在具体措施上要从当下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把事情做好。“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往上遵循自然规律而不能违背这些规律，往下沿袭本土的地理和地缘政治的法则。“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就像那高天与厚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承载覆盖的。“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譬如一年四季的交错运行，好像是太阳月亮的轮流照耀周遭。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天地万物都可以欣欣向荣地生存，但互相不构成一种利害关系。“并育不相害”是说，天地不是厚此薄彼只生长一种东西而让其它都死掉，天地之间不是说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而是你中有我和谐并存。当今西方世界过度强调竞争、斗争、战争的结果就是非并育而互害，背离了儒家的并育共生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思想更具有生态文化精神。“道并行而不相悖”，大道周遍适用，道不是只有一个方面，而是能够贯彻到万事万物当中，具有周遍性和普世性，不是互相背离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小的德性就像川流不息的江河，润物细无声，养育万事万物。尽管它很微小，但是它深入到方方面面，深入到广袤的土地中。而“大德敦化”，大德是和造化、大自然同生同息一脉相承的，此天地之所谓大也。微小的道德就犹如江河流水，宏大的道德就犹如敦化造化，这就是天地自然之所以为大的道理。一句话，不藐视和拒绝小，就必定成其为大。反之，凡是不注意小处，就必定要走向失败。

在现代性话语中，人作为主体对自然客体加以盘剥挖掘，自然成为人的征服对象。在中国思想谱系中，人是天地化育中的一维而又促进天地化育，人要按照天地化育之道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而反对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加以征服盘剥。先秦经典谈论人在天地之间的论述很多，可以文本互释：“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子夏曰：‘三王之！，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天子者，与天地参，故！配天地，兼利万物。”“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卻，忽然而已。”曰：“功参天地，泽被生民。”这说明，“天人之际”的问题始终是人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解决的方案大抵是“天人合一”，而西方哲学解决的方法是“天人对立”。《中庸》既重视处在天地之间的人的能动性，又重视人与自然的相生相合的和谐性，在维护天地自然的多样性与整体性中，实现人与天地的和谐性和统一性。

这里《中庸》以孔子为典范，盛赞他上宗尧舜、下法文武，与天地并立，并可以化育万物，为后世学者塑造了一个崇高不朽的圣人形象。从《中庸》本身的结构来看，这也由对中庸之道的理论方面的阐述，落实到具体人格榜样的确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