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都市禅林滚滚红尘中的心灵净土
　　□ 郑光路　《青年作家》 2006年第11期
　　2006年10月,寺外文殊坊建成了,这无疑是成都城市史上浓墨重彩一笔。庄严佛土文殊院的钟声,或将悠悠飘荡,沿续千年不绝?
　　北门繁华之地
　　自慈笃禅师兴修了文殊院以后,历年朝庭官员都要进行修缮保护。清道光年间,四川提督罗斯举又带头集资数十万两白银,重修已渐渐陈旧的文殊院。当时工程极为浩大,其四十八根大石柱,从金堂淮口镇运来,因城门窄狭,还拆毁了北门一段城墙,才运入城内……
　　新建成的文殊院坐北朝南,殿宇五重,布局严谨。天王殿、三大士殿、大雄宝殿、说法堂、藏经楼等备大建筑,恢宏崇丽,次第井然。东西两厢是钟鼓楼相对,斋堂与客堂对称排列,各殿堂以长廊密柱相连结。加之全院园林秀美,雕饰精湛,僧才倍出,文物众多,因此成为名闻天下的“中国四大丛林”之一。
　　为什么朝庭历任的四川官员都会热心地整修文殊院呢?原来,其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决定了这一切。
　　北门,历来为成都北出秦岭直抵京师的门户。满清入川最先恢复的便是北门外驿路。官员赴任也必从北门进入。所以,清时北门李家巷建有“迎恩楼”,北门大桥又叫“迎恩桥”,取其“浩荡皇恩”之意。为让外地人一到四川首府成都,就留下太平繁荣和安定祥和之感,以显治绩,封疆大吏重整北门一带佛寺,应是当然之事。
　　由于受到历任官府的重视,清代成都北门一带是著名的繁华之地:珠宝街、珠市街、金丝街、银丝街、白丝街等豪华商街,都集中在文殊院片区附近。正如已故陶亮生先生所言:寺庙道观也多集中北门几条街内,如真武庙、火神庙、五岳宫、白云寺、喇嘛寺、狐仙祠、文殊院、灶君庙、如是庵、文庙、楞伽庵、金沙庵、爱道堂……几乎每条街都有庙观,甚至一街两座庙宇。
　　竹枝词中的文殊院逸事
　　寺院身处省城闹市,使文殊院片区蕴涵了太多“佛法在世间”的人文色彩,构成浓郁的成都本土寺庙文化特色。
　　在与文殊院一墙之隔的武担山下,清朝后来修成北较场。清兵从北较场到大安门(北城门),来回都要经过文殊院街。笔者遍查成都的野史俚谣,在《成都竹枝词》中,可以看见小和尚们常溜出庙门,瞪大眼珠子去呆看演武的场面。下面抄录两首最具代表性的竹枝词:
　　氆氇马褂氆氇袍,手持弓箭带腰刀。
　　鸟枪背得沿街走,定是营中演大操!
　　堂堂鞭辔马闲闲,趁值天晴出北关。
　　洗砲健儿排队去,笑言今打凤凰山!
　　四川历年考武举之地,也在成都北较场,乡试时遍设“武棚子”。文殊院街平时尚冷清,但武考时市民都涌来游乐观看,人头攒动,十分热闹。《锦城竹枝词中》还有一首词写得很有意思,为我们了解当时北较场的情景增添了独特的材料:
　　北较场考武举人,文殊院侧武棚邻。
　　闲时芳草行刑处,秋夜萤飞讶鬼磷。
　　这首竹枝词的作者杨燮写于1803年前后,他在词后的自注中说:“武生每到科场年进省,操演处各武棚子,自文殊院到北较场,比邻而居。又,北较场系犯人决罪正法处。”原来自清朝中叶以后,成都处决人的刑场,也设在北较场。
　　以前听人说过,北较场口有一小桥,因人犯至此已吓得尿湿裤裆、丧魂失魄,故此桥又叫“落魂桥”。后来这里不再杀人了,人们嫌其名字不雅,后曾改成“落虹桥”。可以想见的是,当刑场上开斩杀人的号角“呜呜呜”凄厉地吹响,当犯人被横眉怒目的刽子手“砍脑壳”时,文殊院内超度亡灵的钟鼓木鱼、念经诵咒的声音,也正一声比一声紧促……
　　清时,成都佛事法会多集于此寺。如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国传统中元节,又称盂兰节,也称鬼节。文殊院和尚照例要大做法事超度亡灵,所以在竹枝词中,留下了文殊院半夜三更,烛火映天的生动情景:
　　三更放戒正临街,台上高僧慧眼开。
　　焚起托生符万片,孤魂野鬼一齐来!
　　文殊院因为得到从皇帝到地方官员的大力护佑,因此香火旺盛,且有大量的田地出租,僧侣生活十分优裕。清咸丰乙卯年(1855年),吴好山出版的《笨拙俚言》中就写有这样的情景:
　　大厦高楼四望环,收来租谷堆一山。
　　袈裟一领安居食,四百僧人得安闲!
　　而一些闲来无事的和尚也开始附庸风雅,
　　以书画邀虚名,以诗文结权贵,受到时人的嘲讽。清嘉庆时有一蓖竹枝词就写对这种现象的批评:
　　文殊院内际微僧,字体龙蛇浪得名。
　　画竹马展画马杜,千秋总是有公评。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初八日。成都北门出现了最“新潮”的一幕:乘车坐轿而来的100多个放脚太太和反对缠脚的先生们,从四面八方云集文殊院隆重开会,并在这座佛门净地成立了惊世骇俗的“放足会”。原来,成都文殊院也亲眼见证了这座古城破除封建恶俗的第一缕春风。
　　文殊院实录:从抗战到今天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北较场成了黄埔军校。《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雄壮歌声时时飘到了文殊院。日军轰炸成都历时5年,以昌园法师为首的四川佛教会僧人们,本着慈悲救世宗旨,自动组织“僧伽救护训练班”,在文殊院紧张集洲后,英勇奔赴爆炸声声的空袭现场,不顾生命危险救死扶伤……
　　1938年1月21日,出川抗战的川军将领刘湘病死武汉,运回成都后,灵柩较长时间暂厝文殊院,由寺僧做法事超度祭奠。炮火连天的抗战中,印度大使、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等外国友人,都曾到寺中一聆法音……
　　1949年12月9日,惊恐不安的僧人们目睹蒋介石从北较场经寺门外奔往新津,坐飞机逃台湾。据女作家谭天在《宽霖法师传》一书中介绍,1950年3月工作组进驻文殊院,庙产被“减租退押”(文殊院在成都、郫县、华阳境内仅田地就有1700余亩,年收租米1100多石,佃户68户)。寺内主事宽霖法师被郫县雇农“吊鸭子”毒打、扁担压脚、砖头砸腰,双脚踝留下重创,终身后遗症。此后不少僧人被令还俗、漂零四散。文殊院关闭三年半,1953年7月12日才又开放。宽霖接任方丈后,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弄到昭觉寺外莲花池鬼打湾,为炼钢铁而烧焦煤,佛门高僧成了当时的“炼硝能手”……
　　1966年10月,“破四旧”运动席卷神州。笔者在文殊院内,亲眼目睹宽霖等僧人被打斗的情景。既滑稽又令人辛酸的是,一些“造反和尚”,竟然是抠打同类的指挥者,并勒令其他和尚“跑步运动”,强迫跑得快的打落在后头的……
　　1967年2月后,文殊院被产业工人战斗军占为“军部”。笔者早年的日记中记录:这年4月24日从寺外经过,所谓“三军一旗”的群众组织头头们在庙内开“作战会”。把守庙门的工人们捏着钢钎棍棒闹嚷一片:“老子产业军要把川大‘扒耳驴’(指‘8·26战斗团’)打得一个个趴起!”佛门静地晨钟暮鼓声绝、号声杀声时起……
　　岁月如水,三十多年弹指过去。再逢盛世,近年笔者常游此处。文殊院街出售香烛、钱纸、花圈、神龛等宗教和殡葬用品的竹棚摊子鳞次栉比。寺门前常有瘸腿、断手、瞎子伸手乞讨,还有阴阳怪气的江湖卖卦算命—流。叫卖声、乞讨声、解签声,伴随红墙内琅琅钟罄声……短短一条街,生和死、乐与苦、庄严佛法和红尘世俗,揉合得如此和谐、如此从容。
　　2006年10月,寺外文殊坊建成了,这无疑是成都城市史上浓墨重彩一笔。庄严佛士文殊院的钟声,或将悠悠飘荡,沿续千年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