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禅法师的学术研究看其佛学思想的基本特色

　　东南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 董 群

　　真禅法师是当代中国佛教界的杰出宗教实践家、宗教理论家和学问家之一，他以学术性形式将其宗教实践和思想阐述成文，在《玉佛丈室集》的序言中，他将其作品的思想特色概括为六个方面，结合真禅法师的佛学观，可以概括出他的佛学思想的七大特色，即爱国主义特色、活泼运用禅学的特色、人间佛教的特色、团结振兴的特色、信智双运的僧教育思想特色、国际交流的特色和华严禅的特色。

　　一、爱国主义的特色

　　真禅法师认为，中国佛教具有爱国主义的传统，他在《玉佛丈室集》通过对玄奘(600—664)、应慈(1873—1965)、震华(1909—1947)三位大师的研究体现这一点，他这样概括和评价三人的爱国主义：玄奘身居海外、心怀祖国，不管外国人给他多么高的地位，多么优厚的待遇，都一一谢绝，最后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回到祖国的怀抱。应慈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凡我中华志士，莫不奋臂挥戈，捍卫祖国”。佛教徒在国家遇到困难时，“应当作狮子奋迅，全力以赴”。新中国成立以后，热爱新中国。震华法师在九·一八事变后，撰写《僧伽护国史》，以唤起僧众爱国报国的热忱。

　　对于玄奘法师的研究，真禅法师撰有《玄奘法师传略》、《玄奘求法之路寻札记》等文，《玄奘法师传略》一文写于1985年夏，此文将玄奘定位为伟大的旅行家、思想家、翻译家、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对玄奘的在家生平作简要介绍后，分访师求学、西行取经、译经弘法诸方面全面而又精要地介绍了玄奘的事迹和思想，并评论说：“玄奘以无限的慈悲、智慧和才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对国家、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也“打破了国界和民族的界限”。玄奘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玄奘求法之路寻礼记》一文后附有《玄奘法师年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真禅法师跟随应慈从学有16年之久，他撰写《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缅怀华严座主应慈老法师》等文怀念应慈法师，《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一文讲于1985年9月19日，简要介绍了应慈法师的生平和法系，属临济宗四十二世，但又兼重华严，自号“华严座主”。此文引言部分，真禅特别谈到应慈法师的爱国精神，引用他的原话，要求弟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拥护政府政策法令，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举行应慈的纪念法会，不仅是怀念他，更重要的是他的爱国爱教精神。他提出要向应慈学习三方面的精神，谈得最多的是要学习应慈法师的爱国爱民、大智大勇的精神。这一部分，真禅法师详细地叙述了应慈法师的爱国事迹，证明他一向热爱祖国和人民。比如，日伪时期，南京和上海的日伪政权曾多次他主持法会，都被断然拒绝，坚持了民族气节。1943年为论述僧侣抗战史的《奋迅集》作序，体现其同仇敌忾、爱国济世之心。解放以后，谢绝到外国安度晚年的邀请，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国家各项爱国运动。其爱国爱教精神，是佛教徒的典范。《缅怀华严座主应慈老法师》专门有一节讨论其爱国爱教的思想。

　　真禅法师是震华法师的弟子，1944年接其法脉，蒙受记蓟，他撰写《试论震华法师的佛学思想》等文，以发扬大乘佛教积极人世的精神。此文写于1987年9月震华法师圆寂4周年、诞辰79周年之际，他首先简要介绍了震华法师的生平，特别提到两件事，一是九·一八之后，震华法师基于国难当头，僧人应当奋起救国的思想，撰写《僧伽护国史》一事。二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震华法师发动镇江各大寺庙组织佛教僧侣救护队。接着具体分析其佛学思想，阐述其修道方法体系，包括参禅、念佛、诵经、持咒、礼佛等内容；122X明求佛道的思想，包括技能养活论、农禅自给论、经商生产论、做工劳作论；学佛即是为政的思想，强调其爱国不分界限，出家学佛必须爱国，为政不必居官，出家学佛亦可为政的观点；整理僧制的实践。他还研究了震华法师的佛教史地思想，强调震华法师的佛教史地研究具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特点，比如《僧伽护国史》是为唤起僧众抗日救国而写，强调的是僧人的爱国义务论：僧伽既为国民的一份子，既爱国家保护，就有爱护国家的义务。

　　另外，《玉佛丈室集》中收入的《守护国界——在上海市宗教学会举行抗日战争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讲的爱国主义问题，认为佛教讲“饶益有情”，尤其要爱国家、爱人民。他举了太虚、震华等法师的爱国之举，强调中国佛教具有爱国的传统。

　　通过这种研究，真禅法师指出，古今大师的爱国事迹，说明爱国主义是佛教徒鲜明的政治态度，作为炎黄子孙的佛弟子，都应当沿着前辈大师们的足迹，共同为建设祖国、振兴佛教贡献力量。揭示佛教大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真禅法师研究佛教史人物的重要动机和目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也是真禅佛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他十分明确地表达过他的看法，比如他说，宗教职业人员的首要条件，“一定要爱国，要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在对外交往时，“维护祖国的尊严、荣誉和利益”。

　　二、活泼运用禅学的特色

　　真禅法师认为，禅的精神在于活泼地运用。作为一个禅宗僧人，真禅法师是夹山禅学的传人，在禅学思想上，他继承震华法师的看法，强调活泼地运用禅学。“参禅、看经贵在活泼运用”，参禅不一定要坐在蒲团上，盘着腿子才是禅，放下腿子，搬柴运水也是禅。修禅的人，一定要把禅法贯彻到学习、工作和待人接物之中，表现在日常威仪和生活中，这样的禅，“把禅与我、我与禅融为一体，达到我空、法空的境界”。如何活泼运用?如果少一分私心杂念和人我是非，就多一分本地风光。如果私心杂念和人我是非都没有了，本地风光就完全显现出来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真禅着重介绍了达摩禅和曹溪禅，目的在于扫除一引起人只会翻转语言文字的葛藤禅，死背公案、自附风雅的口头禅的不良禅风。他认为，谈禅的人，虽然有生花之妙笔，如簧之巧舌，但是如果不能活泼地运用，终究是无益的。

　　对于达摩禅的研究，真禅法师撰有《菩提达摩的生平和禅法》一文，此文撰于1987年佛成道日，主要的资料依据是《景德传灯录》，阐述其以二人四行为核心的禅学思想，指出达摩的二人，如同理和事，体和用，是指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不能没有理的行和没有行的理。二人四行以第四“称法行”为归宿，三前为事，后一为理。归宿到修六度，行而不行。他又依《达摩和尚观心破相论》阐述了修六度的方法。

　　他归纳达摩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达摩开创了中国禅宗，是印度来华高僧中对于中国佛教和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位。他总结达摩禅法的特点，是以理导行，以行人理，理事不二，圆融无碍。由此批评后世习禅者理事偏执，不能圆融，执著于语言葛藤的禅病。

　　对于曹溪禅的研究，真禅法师撰有《惠能的三种法门——曹溪禅之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曹溪禅之二》、《百丈禅风千古传——曹溪禅之三》诸篇，均讲于1988年3月4日。《惠能的三种法门》，主要讨论惠能戒、定、慧三无漏学的三个层次阐述，即大乘共学法门、大乘顿人法门和最上乘法门。大乘共学法门主要是志诚所述神秀门下的“诸恶莫作名为戒，众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惠能在承认此三学可以接引大乘之后，提出了他的接引最上乘的顿人法门，以定为首，“定则定其心，将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不见有无之心，才是惠能的大“定”之学的内容。最上乘法门显现的三学，“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不碍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这三个层次，真禅认为，旨在第三层次，只有到这一层次，才能俯瞰四方，满目春色，无限风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基本观点是，阐明禅的修行目的在于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惠能思想的主要成分是肯定一切众生都具有常住不变的佛性。惠能依佛性论为依据，提出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的观点。见性成佛的途径，主要是显露“自然天真佛”。要求习禅者自尊自重，不被他人牵着鼻子转。见性成佛以后又如何?真禅法师又阐述了惠能禅接物度生的思想，指出超凡人圣并不是目的，人凡的缃物利生才是目的，这是大悲心的体现，他引《法华经》意总结说，习禅不能停留在化城，在直至宝所。《百丈禅风千古传》介绍了百丈禅学的几个特点，即佛性本具，不假外求；农禅并重，寓禅于劳；不昧因果，事理无二。

　　除了这些重要的禅宗研究文章，文集中还收有讲于1986年的《谈谈禅宗》，其中介绍了什么是禅宗、禅宗的宗旨(即以心为宗)、禅宗的传承、参禅的方法，重点谈到了“禅贵实践，为尚空谈”的观点，认为实践就是真实修持，要有真参实悟，开悟以前要修行，开悟以后还要修行，悟后的修行，是修四摄六度，广利众生。空谈的禅，只是口头禅，既不真参，也不实悟，生死到来，一点也用不着。

　　文集中还收有写于1985年春的《答胡培炯问禅》的一封信，信中阐明了有关禅宗的一些基本的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集中反映着真禅法师的禅学观。观点之一，禅宗不是达摩或惠能新创的学派，他们是传佛心印。观点之二，顿渐两门，只在修学方法上有所不同。观点之三，心是众生本具的灵明知觉。观点之四，如来禅和祖师禅之别，如来禅是经论中所说之禅，祖师禅是经祖师亲自印证的禅。一般认为禅师禅高于如来禅，其实都是一回事。

　　上述提及的文章均见于《玉佛丈室集》，更多的文章专集于《玉佛丈室集》第10卷，讲座的议题更为广泛，涉及的人物从达摩到慧能六祖，以及神秀、神会、虚云、希迁。

　　通过这种研究，真禅法师实际上体现了惠能以来的禅是生活、平常心是道的禅学思想，以及强调道德生活的修行观，这也是他自己的禅学观。他特别强调的观点是，禅学思想就是人间佛教思想，其内容是自利、利他。在如何运用禅学思想方面，他主张“禅贵实践”，要学习佛教经典，并强调震华法师的看法。

　　三、人间佛教的特色

　　真禅法师认为，中国佛教必须坚持人间佛教的道路，他说，人的思考是“如何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提倡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思想”，认为中国是大乘佛教的第二故乡，修习大乘佛教，应当修习普贤的十大行愿，即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而修行普贤行愿，又必须从五戒十善人手，净化自身的三业，又着眼于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造化社会。他强调，对社会的贡献，是每个僧人的天职，成佛一定要从舍己为人、普度众生的菩萨行中求。普贤行愿的归趣，就是人间佛教思想。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重要途径，就是人间佛教。

　　《玉佛丈室集》中收有讲于1988年2月24日的《怎样行菩萨道》一文，基本的原理，就是依《普贤行愿品》。讲于1987年7月2日的《上海佛教居士林的任务》，也涉及到建设人间佛教的具体问题，即为“祖国的建设、统一大业和保卫和平贡献佛教徒的力量。”他认为，不能将佛法片面地理解为消极厌世的，而是既厌世又人世，既消极又积极。要看针对什么对象，在对待名利、声色五欲上，佛法是厌世、消极的，讨厌这些东西，不要这些东西，要少欲知足。而在对国家、人民这些问题上，佛法是人世的，积极的，要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离得苦”，都是这一意思。他引用六祖惠能“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恰如求兔角”一语作为证明。这说明，他主张人间佛教应当落实在爱国和建设人间净土的层面上。

　　这些讲话说明，真禅法师既是人间佛教原理的研究探索者，又是人间佛教的实践的踏实行履者，人间佛教是其中国佛教发展观的基本理念。

　　四、团结振兴的特色

　　真禅法师认为，中国佛教必须在团结中发展。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佛教有三大语系，真禅认为，中国佛教的振兴发展，离不开三大语系之间的团结，“加强各族佛教徒的团结，进行佛教文化的交流，相互学习，相互支持，这是社会主义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对于汉语系佛教而言，这种团结体现在多和藏、傣语系佛教的横向联系上面。

　　为了实现这种团结，真禅法师曾于1987年9月7日10日，率团到西藏进行访问，拜访了著名的布达拉宫和拉萨的大昭、色拉、哲蚌三大寺，参访了西藏佛学院、比丘尼庵、藏医院，对于西藏的佛教艺术之发达、佛教思想的深人人心、僧人对于教理的重视、对于医学、工巧的学习等等，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专门写有《赴藏有感》诗集，及记叙布达拉宫的《伟大的创造，辉煌的宫堡》一文，收于《玉佛丈室集》。《西藏朝圣记》一文记录整个参访过程，收于《玉佛丈室集》第4卷。他在上海佛学院还开设了藏语课，也准备等到因缘成熟时，到云南拜访，19叨年1月，他率团到云南访问，同年10月撰有《云南访问记》，收于《玉佛丈室集》第4卷。

　　五、信智双运的僧教育思想特色

　　在僧伽教育思想方面，真禅法师主张信智双具的僧伽教育，信是信仰，智是知识、智慧，佛学院的任务，就是一要培养学僧具有坚定的佛教信仰，二要培养学僧具有种种佛教专业知识，其中，以信仰培养为目的，知识培养为手段。他以《华严经》“有信无智长愚痴，有智无信长邪见”作为这一观点的经证，说明信智相依相成，不可偏废。

　　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真禅法师多次提到如何办好僧教育，僧人应该具有什么条件。他提出四条件说：一是爱国，二是懂佛教教理，遵守戒律，三是要有文化水平，四是最好掌握一门外语。提出“两爱”“三懂”说，爱国爱教，一懂佛教教理知识，二懂法务活动，三懂寺庙管理。智的方面要如何学习?既要学习佛学，也要学习文化知识，以学习佛学为重点。如何学习佛学?不是只记名词术语，而要掌握佛学精义，同时还要依法修行。

　　六、国际交流的特色

　　真禅法师认为，中国佛教必须保持国际交流的优良传统。他总结了这样的规律，凡是国泰民安时期，也是佛教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的时期。他强调，对当代中国佛教来说，加强与世界各国佛教的交流，加强全世界佛教徒的团结，保卫世界和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为对国际交流的亲身实践，真禅法师曾访问过日本、美国、印度、泰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欧洲七国等国，多次出席在国外召开的“世宗和”会议，广交法友，普结善缘，并记录了这些活动的过程与感想。作为对中国佛教历史上国际交流的总结，《玉佛丈室集》中，《东渡西游相映媲美》一文介绍盛唐时代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玄奘和鉴真两位高僧，指出玄奘是一位寻求与消化个来文化的大师，鉴真是一位把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向外传播的典范，此文特别介绍了鉴真的事迹。《访问日本立正佼成会庭野日敬会长》一文介绍了庭野日敬创建立正佼成会的缘起及此会发展的过程。《万里香花结法缘》一文是对他第一次访美的记录，感受到美国大乘佛教在一些美籍华僧大德的弘扬和护法长者的推动下正在逐渐兴盛的状况，对美国各地诸大善知识弘法利生的慈悲愿力留下深刻的印象。《佛国巡视漫记》一文记录了他率团访问印度的经历和感想。作为对’于中外佛教交流的研究，真禅还撰有一些专文，《中印文化交流的光辉篇章》一文指出，中印文化交流，其实质就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他简要介绍了印度来华高僧和中土赴印高僧的交流情形，强调中国佛教徒永远不会忘记印度佛教和我国佛教的渊源关系。《中国禅宗与印度佛教》一文则进一步将禅宗和印度佛教的关系作一研究，强调玉佛寺是禅宗寺院，是传禅宗的。《玉佛丈室集》第3卷，收有《天竺纪行》，《玉佛丈室集》第4卷，收有《澳洲弘法纪行》，《玉佛丈室集》第9卷，收有《泰国弘法记》《欧洲七国弘法记》等文。

　　七、华严禅的特色

　　真禅法师的佛学思想，体现为禅教一致的特色，特别是华严之教和禅的融合特色。这继承了其师的思想，又远承了圭峰宗密的观点，但略有不同。

　　宗密是禅教合一系统理论的最早阐述者，应慈法师对华严有专攻，教在华严，行在禅宗，也是华严禅的实行者，真禅认为，应慈和宗密禅教合一论的不同之处地于切人处不同，“宗密大师是从教人禅的，应老是从禅人教的”。真禅法师又在应慈法师门下学习了16年，对华严与禅的思想，体会良深，写有华严与禅方面的多篇作品。对于华严思想，他发愿说，“愿在有生之年，将华严大教，毗卢性海，再现与祖国的神州大地”。e专门写有长篇的《华严宗简论》，是听应慈讲华严的笔记，也融人了他自己对华严大法的体会，此论结构全面，分为五章，第一章讨论华严宗的宗经《华严经》的传译，分别介绍了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四十华严》、《华严经》别译和《华严经》总纲，其中《华严经》总纲依清凉澄观的观点，将信解行证列为此经的总纲。他认为，佛法中讲的信，是指断疑生信的悟和智。此章还讨论了《华严经》在佛经中的地位，处于至尊至高地位。第二章讨论华严宗的传承，对于华严宗祖师的五祖说、七祖说和十祖说中，采用从杜顺到宗密的五祖说。扼要介绍了诸祖的生平、法嗣、著述和思想核心。第三章分析华严宗的判教，第四章分析华严宗的思想体系，阐述了华严宗的一真法界、四法界、十玄门、六相等思想，第五章分析华严宗的观法，杜顺的法界观门、法藏的妄尽还源观和十重唯识观、澄观的华严心要观和三圣圆融观、宗密的教禅一致说。这种宗派分析有模式可以说是一种研究样式，具有示范性的意义。除了此论，真禅法师还撰有《华严经与华严宗》《华严经十地品浅释》和《华严经净行品浅释》、《普贤行愿品浅释》。禅的方面，则撰有《菩提达摩的禅法》和《曹溪禅》等一批文章。这一研究思想，也体现出真禅法师的以华严禅为核心的教禅一致观。

　　八、结 语

　　作为具有深刻洞见的佛教学者和思想家、实践家，真禅法师的观点还不为学术界所广泛了知，其许多重要观点不能反映在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这是需要引起关注的。笔者研究圭峰宗密，以前也不知道真禅法师对于宗密有所研究，研究华严宗，也没有关注到他的观点。这种状况与真禅法师对于中国佛教的研究、实践、思考所达到的成就与贡献是不相称的。通过对真禅法师的纪念活动，相信这种状况会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