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出三藏记集 题解

　　《出三藏记集》又名《出三藏记》，是中国齐梁时代著名佛教律学大师、佛教文史家僧佑（公元四四五——五一八年）的主要著述之一。「出」即译传出；「三藏」即佛教经、律、论三类典籍；「记集」即记录编集之意。概而言之，《出三藏记集》是僧佑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汉地翻译、编撰、流传的各种佛教经籍的记录整理，包括集录佛典的名目部卷，审核译时、译地、撰人，考校译本的繁略同异、叙列阙失、甄别真伪等。

　　其文体与《汉书·艺文志》相似，属于佛教经录类，因此书为僧佑所撰制，故后世经录家又简称之为《佑录》。此书是现存最古，内容十分广泛丰富的一部综合性「经录」，在中国佛教学术史、目录文献学、思想文化史方面产生过深广的影响，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下分别就出书作者的生平事略、本书的内容结构、本书的地位与价值，以及本书的版本作一概述。

　　僧佑的生平事略

　　据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僧佑传〉记载，僧佑俗姓俞，祖籍彭城下邳（今江苏徐州邳县），父世移居建业（江苏南京）。僧佑幼年时随父母入南京建初寺礼拜，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踊跃乐道，不肯回家」，父母惜爱他的志趣，允许他留在寺内，奉僧范和尚为师。十四岁时，家人悄悄为他筹办婚事，他得知后，为避婚事，投奔到定林寺（位于南京钟山脚下）法达法师门下。法达乃昙摩密多（罽宾僧人，来中国后名法秀，遍游中国）的弟子，戒德精严，为法栋梁，僧佑竭诚奉师学习，「执操坚明」，二十岁受了具足戒。受具足戒后，又从「精研律部、博涉经论」的法颖律师受业，研习当时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萨婆多部（小乘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僧佑对律学十分用功，「竭思钻求，无懈昏晓」，经二十余载的不懈努力，终于「大精律部，有迈先哲」，成为当时的律学名师。在此后数十年中，僧佑的主要佛事活动是：

　　一、弘扬律学、传授戒法。僧佑晚年自述云：「少受律学、刻意毘尼（即戒律），旦夕讽持四十余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僧佑法集总序〉）由此可见僧佑研习、弘扬律学之勤勉。由于僧佑对律学的精深造诣，因而得到齐梁两朝帝王的高度赏识和社会僧俗的广泛崇敬。齐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多次请僧佑开讲律学，听众常达七、八百人。

　　齐永明中（公元四八三——四九三年）奉齐武帝萧赜之敕，「入吴试简五众」，即前往苏州、绍兴地区，对该地区的比丘（男僧）、比丘尼（女僧）、式叉摩那（学戒女）、沙弥（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受十戒的男僧，中国俗称小沙弥）、沙弥尼（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受十戒的沙弥尼）进行考试简别，看他们是否合格，同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梁武帝萧衍对僧佑更是「深相礼遇」，凡难以断决的重大僧事，皆敕僧佑审决，僧佑晚年患有脚疾，梁武帝特许他「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

　　二、勤奋著述、编撰《法集》。僧佑在讲习律学、传授戒法之余，矻矻于「校阅群经」、「订正经译」，广搜佛教文论，编撰成《法集》（意为佛法文集），即慧皎在《高僧传》中所说的《经藏》。僧佑在《法集》总目录序中说：「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清松密，以讲席间时，僧事余日，广讯众典，披览为业，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竟晷，……仰禀群经，傍采记传，事以类合，义以例分，……总其所集，凡有八部。」

　　这八部著述是：《出三藏记集》十卷（明南藏本作十五卷，北藏本作十七卷）、《释迦谱》十卷、《世界记》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卷、《十诵义记》十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

　　这八部著述，现只存《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及《弘明集》三部，其它五部均佚，但其序言和目录保存在《出三藏记集》里，从中可大致了解编撰的内容。

　　《出三藏记集》的基本内容，后面详述。

　　《释迦谱》是从《阿含经》、《普曜经》、《本起经》、《昙无德律》、《泥洹经》、《贤愚经》、《未曾有经》等二十多种佛经中抄集释迦牟尼佛的传记，是中国第一部关于释迦牟尼佛的传记集，旨在显示释迦牟尼佛的大觉大悟及对众生的感应。

　　《世界记》是从《长阿含经》、《华严经》等经典中集录佛教关于「世界」的论述，其中包括「三界」、「六道」的相状、成因、生灭等描述。

　　《萨婆多部相承传》，记录萨婆多部师资传授系列，揌其新旧九十余人。

　　《法苑集》又称《法苑杂缘原始集》，从诸经中集出关于佛、法、僧三宝和造像、建塔等佛事记述，以及汉土奉佛受戒、止恶兴善等事迹，「记录旧事，以彰胜缘，条例丛杂，故谓之《法苑》。」

　　《弘明集》以维护佛教正法的目的出发，搜集东汉至南朝论辩的文章百余篇，用以弘扬佛道，批驳疑佛之论，「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

　　《十诵义记》，是对法颖律师讲解《十诵律》的分类整理。

　　《法集杂记传铭》，是「山寺碑铭、僧众行记」的汇集，因条例无附，故单独编为一部。

　　三、监造佛像、庄严精美。僧佑不仅对佛教律学有很高的成就，对佛教典籍的整理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对佛教艺术也有很深的造诣。在《法苑集》中，僧佑搜集了许多有关佛教音乐、歌呗、梵舞、造像等方面的记载和文献，表现出他对佛教艺术的深厚兴趣和修养。特别是在造像艺术方面，僧佑表现出卓越的才能。《高僧传·僧佑传》记载：「佑为性巧思，能自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及剡县石佛等，并请佑经始，准画仪则。」

　　光宅寺无量金像系梁天监八年（公元五Ｏ九年）五月三日奉敕于小庄严寺营铸，同年九月二十六日移于光宅寺。此佛像用铜四万余斤，佛像身高九丈，史称「葱河以左，金像之最」，为东方佛像第一（见《高僧传》卷十四〈法悦传〉）。摄山（即栖霞山）大佛，是豫章王、竞陵王等发心出资，僧佑设计改造的，殿中无量寿佛为坐式，坐身高约十米，佛座高约二米，左右两侧分立观世音与大势至菩萨像，各高约十米。

　　剡县（今浙江嵊县）石佛，原是僧护于齐建武中（公元四九四——四九八年）招结道俗雕凿，但数年「仅成面朴」，而染疾身亡，后有僧淑继续雕凿，亦未成。于是建安王「敕遣僧佑律师，专任像事」，「像以天监十二年（公元五一三年）春就功，至十五年（公元五一六年）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石佛凿成后，「四远士庶，并提挟香花，万里来集。」（见《高僧传》卷十四〈僧护传〉）

　　由于僧佑在律学、著述、佛教艺术方面的精深造诣和杰出成就，使其在朝野享有崇高声望，门庭极盛，有僧俗弟子一万一千余人。开善寺的智藏、法音寺的慧廓「皆崇其德素，请事师礼」。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尚书令袁昂，及公主贵嫔等「并崇其戒范，尽师资之敬」。著名佛僧明彻、宝唱，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皆从僧佑受学。

　　梁天监十七年，僧佑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四，葬于钟山定林寺旧墓，弟子正度立碑颂德，刘勰撰文。

　　出三藏记集的内容结构

　　《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记录编集了佛教三藏在印度的缘起，以及东土传译的三藏名录、三藏前序后记，和译传三藏的高僧传记。因此此书的内容由四大部分构成，「一撰缘起、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出三藏记集·序》）

　　第一部分，撰「缘起」（第一卷），共五篇：集三藏缘记第一、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第二、菩萨处胎经出八藏记第三、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第四、前后出经异记第五。前三篇是引《大智度论》、《十诵律》及《菩萨处胎经》中关于迦叶、阿难会诵三藏的传说和「八藏」的名称，以此叙述佛教经典结集的缘起及经过。「八藏」的名称是：「胎化藏第一、中阴藏第二、摩诃衍方等藏第三、戒律藏第四、十住菩萨藏第五、杂藏第六、金刚藏第七、佛藏第八。」

　　第四篇论述在佛经翻译中的梵（或胡）文与汉文音义的同异问题，举出安世高、严佛调、竺叔兰、竺法护、鸠摩罗什、僧融、僧肇、昙无谶、佛陀跋陀罗等译师的翻译风格与贡献，主张翻译应做到文质相宜，因为「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

　　第五篇列出二十多种重要名相新旧翻译（以鸠摩罗什翻译的前后区分）的不同，如旧译「众佑」，新译为「世尊」；旧译「扶萨」，新译为「菩萨」；旧译「光世音」，新译为「观世音」；旧译「背舍」，新译为「解脱」；旧译「直行」，新译为「正道」等等。

　　第二部分，铨「名录」（第二卷至第五卷），是在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僧佑称之为「安录」或「旧录」）的基础上，搜罗后汉至齐梁四百余年间译出和抄撰的一切佛教典籍的目录，加以分类编集，并附以简要的说明，指出佛教典籍译撰的年代、地点、译撰人、异译名称、存阙等。「名录」列为十四部，因对道安的「旧录」有所考订扩充，故每部都冠以「新集」，又称「新录」。

　　㈠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按译人年代编次，审订汉至梁经律论四五Ｏ部、一八六七卷，译者八十一人。其中，先采录考订《安录》著录的后汉安世高至西晋法立，凡十七家、二五七问、五Ｏ四卷；僧佑新集一九三部、一三Ｏ三卷。

　　㈡新集条解异出经录。「异出经」指同一种梵文本佛经，而有多种汉译本。由于译者的才趣各殊，所以各种译本有文质、详略的差别。共集录异译经四十三种，异译者一一八人。

　　㈢新集安公古异经录。僧佑收录、考订《安录》中的古异经录九十二部、九十二卷，注明异录或存阙。「古异经」，是古代（道安以前）所译撰典籍的遗文，大都属于摘译的单篇或抄集的语要，无译撰者名字。

　　㈣新集安公失译经录。「失译经」，指有经名而无译者名字的经籍，《安录》原列有一三一种，经名简略，且未列卷数。僧佑加以整理，标明卷数、存阙，并从「安录」注经末移来十一种，合为一四二部、一四七卷。

　　㈤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凉土所传，有经名卷数，而无译撰人名字的经籍，共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僧佑为之注明异名或存阙。

　　㈥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关中所传，有经名卷数而无译撰人名的，共二十四部、二十四卷。

　　㈦新集律分为五部记录。引述《毘婆沙》中关于阿育王时，律分出五部的记载。

　　㈧新集律分为十八部记录。记述关于佛灭度后二百年至四百年间，萨婆多部所传律渐次分为十八部的传说。

　　㈨新集律来汉地四部序录。集录传到汉地的四种律部、卷数，及序文。四种律部为：萨婆多部十诵律，六十一卷；昙无德部四分律，四十卷，或分四十五卷；婆粗富罗律，四十卷；弥沙塞律，三十四卷。四部律合计一八Ｏ卷。最后列出未能传到中土的「迦叶维律，未知卷数。」

　　㈩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僧佑续集的失译经大部分属于抄经，抄经人自题名目，故称为杂经。失译杂经包括有经文而无译人者八四六部、八九五卷；有经名而未见经文者，四六Ｏ部、六七五卷。总计一三Ｏ六部、一五七Ｏ卷。

　　(十一)新集抄经录。僧佑说「抄经」就是撮举佛经的义要。他认为「抄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像安世高、支谦所作的抄经，是由于佛经的篇幅太大，难以全译，故进行抄译，但没有割裂原经；一种是后来有些人「肆意抄撮」，背离了原经。新集抄经共四十六部、三五二卷。

　　(十二)新集安公疑经录。收录《安录》中被认为是伪托的经典二十六部、三十卷。

　　(十三)新集疑经伪撰杂录。共集疑经伪撰四十六部、五十六卷。僧佑所谓的「伪撰」指貌似原经，实为抄经者。

　　(十四)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其中新集道安注经凡二十七卷，新集杂经二十四种。

　　以上十四录中，有七录是对《安录》的审订补充，有七录是僧佑的另行编撰。据《历代三宝记》卷十五总计，僧佑的「名录」共收集经目二一六二部、四三二八卷。为人们提供了后汉至齐梁时代译经、抄经、伪托、异译、失译与各类佛教典籍的目录，藉此可以了解汉——梁佛教传译史的概貌。

　　「名录」部分最后附〈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和〈长安叡法师喻疑〉二篇。〈异仪记〉记述竺法度别创律仪的大致内容及影响。僧叡法师所撰〈喻疑〉，强调对「般若」、「泥洹」的真义不可怀疑。

　　第三部分，总「经序」（第六卷至第十二卷），凡七卷。收录序言和后记一二一篇。可分为两类：前六卷为「经序」，是收录一些经、律、论的前序和后记，自〈四十二章经序〉至〈千佛名号序〉，共一一Ｏ篇。后一卷为「目录、序」，收入十种佛教文集目录和十一篇序，分别是：陆澄《法论》目录和序，竟陵王《法集》目录和序，巴陵王《杂集》目录和序，僧佑〈法集总目录序〉以及《法集》中除《出三藏记集》之外的其他七种著述的目录和序言。

　　第四部分，述「列传」（第十三卷至第十五卷），凡三卷。记述历代翻译家义解师的生平事略，自安世高至法勇法师，共收入三十二人的传记。

　　出三藏记集的地位与价值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以后，不久便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发展，译经和撰述不断增加，按《开元释教录》所计，汉代译撰经籍二九二部、三九五卷；三国译撰经籍二Ｏ一部、四三五卷；两晋译撰经籍三三三部、五九Ｏ卷；南北朝译撰经籍六六八部、一四三九卷。

　　但是，由于印中两地的语音文法不同、习俗典制不同；由于佛经传来的时间不同、版本不同；由于译者的风格、爱好和水平不同等等多种主客观原因，从而使汉译佛经有繁间之异、文质之差、新旧之别，有选择、有全译、有重译、有异译，有的阙载译传的年代、地点和人名，有的貌似原经，实为中国人的撰述。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佛教的传播发展，也不符合中国学人向来注重历史感、考镜学术源流的文化传统。因此在魏晋时期便有记录整理佛典名目部卷的《经录》出现，魏晋以降历代有佛教经录的编撰，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经录》的编撰，为人们详细了解、搜寻、鉴别、研习佛教经典和考辨佛教译传源流提供了依据，它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佛教传播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促进佛教文化进一步传播和发展所必需。由于《经录》的编撰，才为后来佛教大藏经的编修提供了依据，我国第一部木刻版大藏《开宝藏》就是根据《开元释教录》雕印而成的。

　　张曼涛在《佛教目录学述要·编辑旨趣》中指出：「中国佛教第一个伟大的创举，不是研经学教，唱宗立派，或造寺造像，而是懂得自东汉以来，记录译人所译述之经目，整理散失之译著，使后人得以循目收集，编成大藏」，佛教经录「为中国佛教带来了立根于世的基础。」这种评价是符合实际的。上述这些，可以说是佛教《经录》在中国佛教学术史和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般地位和价值。

　　此外，《出三藏记集》还有其自身特有的价值。

　　其一，由于僧佑以前的各种经录在隋唐时均已「未见其本」，因而《出三藏记集》就成为现存最早而又最完整的经录了，因此凡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学术者，无不以此为第一手资料。换言之，《出三藏记集》对于治汉——梁佛教学术乃至治整个中国佛教学术者，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看到，现有的大部头中国佛教史，没有哪一部不是大量引述《出三藏记集》中的内容数据的。

　　其二，由于《出三藏记集》集录三藏缘起、名录、序文、列传于一书，因而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史料，具有多种利用价值，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名录」部分对汉——梁译撰的一切经论（由于当时南北阻隔，北朝译经收录不全）进行分类，甄别其同异和真伪，判明译撰人名和时代地点，人们藉此而清楚地了解汉——梁佛教经籍的状况。「名录」的分类方法，直接影响到隋唐时代的佛教经录家。

　　「经序」部分是了解汉——梁时代经论译传的背景、经过、时间、地点、译传者的重要依据，也是了解经论思想内容的重要文献。可以说，每篇经序实际上就是一篇内容提要，是一篇精辟的佛学论文，它既反映了古代学者们对佛经的理解，也是我们今天领会佛教经典的重要参考数据。「经序」是《出三藏记集》中最具思想特色的部分，其珍贵价值已为近世学者所称道。

　　「列传」部分是现存最早的僧传。它继承中国史书「列传」的传统，在佛家《经录》中首开「列传」，其史料多被宝唱的《名僧传》、慧皎的《高僧传》所采纳。

　　本书的节选及版本

　　本书译注的内容，主要选自「经序」部分，首先是因为「经序」是《出三藏记集》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其次是因为「名录」虽是此书的主体，但无需翻译，「列传」因有慧皎的《高僧传》在，故不必选译。由于本书的篇幅所限，对「经序」亦不能全部译注，只选译其中影响较大的重要经论的序文（所选序文，除个别是节选外，其余都是全文选译）。为了便于读者对《出三藏记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特编制《出三藏记集》总目录附于书后。

　　《出三藏记集》在宋、元、明经藏中均著录，惟清藏阙载。日《卍大藏经》收录此书于第二十七册，《大正藏经》收录于第五十五册。支那内学院刻有《经序》（六至十二卷）单行本。本译注采用《大正藏》本，并根据《大正藏》的「校记」，参照日本学者中嶋隆藏的《出三藏记集序卷索引》加以校勘。校勘的文字放在（　）内，其中包括校正和校增两种情况，例如：

　　第六十八页「名爱不能呈其足」→「名（巨）爱不能呈其足」。

　　第一一九页「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为质朴。」→「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书）》为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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