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论
　　冯修齐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探讨玄奘法师随兄入蜀，在成都五年的参学之地和受戒之寺，详论多宝寺与大慈寺的深厚渊源，努力破解玄奘法师在成都大慈寺受戒的千古悬案。
　　关键词：玄奘受戒 多宝寺与大慈寺
　　据唐代介绍玄奘法师生平的早期史料《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致记载：玄奘法师在唐武德元年(618)来成都，年二十有一(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622)于成都受戒。在成都哪座寺院受戒?文中没有写明，给后世留下了一桩悬案。
　　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的说法由来已久。
　　(一)成都民间世代相传，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
　　(二)成都近代有资料表明，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如民国年间出版的《成都市指南》第185页“(二九)大慈寺”条载：
　　大慈寺位于本市城东隅，建自隋朝。唐初玄奘法师行脚来蜀，即于该寺受戒。 自元迄明，为该寺鼎盛时期。曾有七处开梆、九处过堂之誉。
　　(三)喜饶嘉措说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1956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在成都考察时，向接待他的慈青法师问起大慈寺现状。喜饶嘉措说，唐玄奘法师在大慈寺受戒，希望政府对大慈加强保护。为此，四川省宗教事务处派出调查组，写出《关于唐玄奘法师在成都大慈寺受戒史实及大慈寺情况报告》，此报告对玄奘在大慈寺受戒问题未作明确结论[1]。
　　(四)成都佛教界人士大多认为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如现代成都佛教界的上层人士，原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成都昭觉寺方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慈青法师(1901—1978)，成都文殊院方丈、后任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的宽霖法师(1905—1999)，成都市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刘亚休居士，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净侯居士(1894—1981)等，均力主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2]。2006年是中印文化友好年，玄奘法师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玄奘在成都五年，奠定了他西行求法的思想基础。为迎接第三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大慈寺举办，笔者特撰《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论》一文，旨在探讨学术，抛砖引玉，并求证于各位学者方家。
　　一 玄奘入蜀，居住成都多宝寺
　　玄奘法师(602 664年)，俗姓陈，缑氏(今河南偃师市)人，幼而聪悟，十一岁经大理卿郑善果特许出家为沙弥，与先期出家的二兄长捷法师同住洛阳净土寺。“时寺有景法师讲《涅槃经》，执卷伏膺，遂忘寝食。又学严法师《摄大乘论》，爱好愈剧。”[3]唐武德元年(618)，玄奘与二兄到京城长安，因隋末战乱，天下名僧景、脱、基、暹，多游绵、蜀。便对二兄说： “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遂与兄经子午谷人汉川，逢空、景二法师。景法师曾在净土寺为玄奘讲《涅架经》，师徒相逢，倍感亲切，乃停留月余，每天跟随二师学经论，然后同赴成都。
　　成都为天府之国的中心，物阜民殷，社会安定，佛法兴盛，高僧云集。当时成都城西著名的佛寺为空慧寺。空慧寺晋代名龙渊寺，初唐名空慧寺，晚唐名圣寿寺，明代名石犀寺。明曹学栓《蜀中名胜记》卷之一《川西道·成都府一》“石犀寺”条载：
　　今寺正殿阶左右蹲处，状若犀然。额曰圣寿寺，古曰龙渊寺也。乃晋王羽宅，后舍为寺，改名龙渊。佛殿有水眼如井，云与海通。《高僧传》：“晋惠持到蜀，止金渊精舍”，是矣。其后改名空慧。隋赐蜀王秀竹园六十顷，此地属焉。唐仪凤二年(677)，敕天下七寺建塔，立石柱二，度僧尝七百人，此其一也。会昌中废。至大中元年(847)，李回重建，摹万里桥南元和圣寿寺额竖此，故曰圣寿寺，字则僖宗御书也。
　　明末，石犀寺毁于战火，清初在此设成都将军署，另建石牛寺。清末改为尊经书院，民国改为成都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于此建被服厂等。空慧寺遗址在今将军衙门、东胜街、西胜街、君平街一带。成都城东著名的佛寺为多宝寺。据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华阳县志》卷二十一“寺观”载：
　　多宝寺，治东城外十里，魏晋时宝掌禅师道场，唐显庆间重修，道因法师藏经于此。明正统间重修，崇祯间毁，国朝康熙二十九年(1690)释百城重建，雍正十一年(1733)重修。
　　此后174年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多宝寺殿堂曾经过培修。民国初年，因住持僧官司败诉，多宝寺庙产归公。民国二十二年(1933)《华阳县志》卷三十“古迹四·多宝寺”条又载：
　　……顾寺虽古，以僻在郊夕卜，游赏所不至；渐即颓废。然林树蓊翠，清渠环之，亦伽蓝胜地也。入民国后，以事没官，斩伐一空，寺址遂尽，仅余一殿，路人犹知为多宝寺云。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成都，四川省立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今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由成都城内学道街迁来东郊多宝寺。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迁走，这里改建为多宝寺小学。20世纪60年代，保和乡政府迁于多宝寺附近，遂将多宝寺小学更名为保和乡联合小学。1993年小学搬迁，这里曾作为私营汽车修理厂。2003年沙河整治工程开始，多宝寺建筑拆除，地面纳入川西客家文化广场。其遗址在今成都东郊多宝寺路沙河西畔。玄奘与二兄长捷法师到了成都，各具抱负。长捷法师想寻找一处利于弘法的环境，而玄奘却想寻找一处利于求学的环境。因此，在居住寺院的问题上，两兄弟各有所选择。长捷法师选择了城中香火鼎盛、居士众多的空慧寺，而玄奘却选择了城外的多宝寺。选择的理由显然是很充分的：
　　其一，多宝寺距城东十里，地处郊野，有山有水，环境清幽，利于玄奘在此学修。
　　其二，当时的多宝寺已成为全国高僧大德汇聚之处，已成为成都最著名的讲寺。玄奘随景法师到多宝寺讲经，也是顺理成章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的一段话当是描绘玄奘在多宝寺参学和讲经的情况：
　　诸德既萃，大建法筵。更听宝暹《摄论》，道基《毗昙》，智震《迦延》，敬惜寸阴。四五年间，究通诸部。讲座之下，常数百人。领悟之才，众人咸伏。
　　其三，多宝寺早在玄奘到达之前，就是道因法师、宝暹法师驻锡之处。宝暹法师素为玄奘仰慕，投皈宝暹法师问道正是玄奘所求，而道因法师精于《维摩》《摄论》《四分律》等，对玄奘大有教益。《大宋高僧传》卷第二《唐益州多宝寺道因传》载：
　　释道因，姓侯氏，濮阳人也……因避难三蜀，居于多宝寺。好事者素闻道誉，乃命开筵《摄论》《维摩》，听者千数。时有宝暹法师，东海人也，殖艺该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尘久播，学徒来请，接武磨肩。暹公傲尔其间，仰之弥峻。
　　唐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赴印度取经回长安后，特请道因法师到长安译场，参与翻译佛经。于是，道因法师“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与玄奘法师翻译校定梵本，兼充证义。奘师偏奖赏之，每有难文，同加参酌，新翻弗坠，因有力焉”[4]。
　　二 玄奘受戒寺院的两种推测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载：“法师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据《四分律》：“年满二十，应受大戒。”受大戒即受具，受具为受具足戒的略称，是佛教徒全面接受戒律的一种仪式。受具后，就取得了正式僧人的资格，·由礼部发给戒牒，并获得免除国家徭役的特权。坐夏，也叫夏安居，佛教规定夏季三个月不得外出，在寺内坐禅修学。而对于刚受具的僧人，则在寺内学习佛教戒律，包括深入领悟重要戒律“五篇七聚”的宗旨。五篇，指波罗夷罪、僧残罪、波逸提罪、提舍尼罪、突吉罗罪。此“五篇”外，在波罗夷罪、僧残罪后，加偷兰遮罪称“六聚”，在“六聚”的突吉罗罪中分出恶作恶说罪而成“七聚”。玄奘对所有的戒律，学了一遍之后就能融会贯通，实属难得。 ：
　　玄奘于成都受具，在唐代早期资料上未阐明受具寺院，这一省略，为后世研究玄奘在成都的生活经历带来麻烦。据笔者推测，玄奘受具的寺院有两种可能：
　　其一，玄奘受戒于成都大慈寺。
　　大慈寺和多宝寺都是魏晋以来成都东城范围内的著名佛寺。各种版本的《华阳县志》均载，大慈寺和多宝寺都是宝掌禅师道场。宋·普济《五灯会元》卷第二《西天东土应化圣贤附·千岁宝掌和尚》载：
　　千岁宝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前414)，降神受质，左手握拳。七岁祝发乃展，因名宝掌。魏晋间东游此土，入蜀礼普贤，留大慈。
　　宝掌和尚唐显庆二年(657)圆寂，活了一千多岁，显系夸大之语，此间姑且不论。但就“留大慈”而言，说明当时已有大慈寺。此寺即唐至德元年(756)所建“大圣慈寺”的前身。大圣慈寺之名一直延续到明成化七年(1471)叫了700多年[5]。明成化十七年(1481)，大圣慈寺又更名为“大慈护国禅寺”。清顺治间，成都知府翼应熊书“大慈寺”三字额，恢复了大慈寺古称。清光绪六年(1880)，四川按察使黄云鹄书“古大圣慈寺”额，但至今仍叫大慈寺。沧桑变幻，寺名更替，但时代不能混淆。不能说玄奘受戒时还没有大慈寺，只能说还没有大圣慈寺。
　　其二，玄奘受戒于成都大慈寺的前身——多宝寺律院。
　　玄奘受戒于多宝寺律院的理由有三：
　　1．传戒是佛门中的大事，现今传戒必须是佛教丛林，规矩繁多，当遵循“马祖建丛林，百丈制清规”之遗制。当时佛教丛林规制虽然没有完全形成，但传戒寺院还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玄奘居住的多宝寺，位于成都城的东面，寺中高僧荟萃，声名远播，无论从其人力、财力和影响来看，都具备了传戒的条件。但多宝寺离城较远，山环路绕，求戒僧人行止不便，故其律院当设在附近的城内。也许，多宝寺教习律仪，传授戒法的律院，就在后来大慈寺范围内。
　　2．道因法师(587—658)比玄奘年长十五岁，精通律仪，当为玄奘学习戒律给予指导。道因早年学律仪于彭城嵩法师。嵩法师“依科戒而为节文，年少沙门且令习律，晓《四分》者，方许人听。因夏腊虽幼，业行攸高，独于众中，迥见推揖。”[6]依此，在律学方面，嵩法师、道因法师、玄奘，当有师承关系。
　　3．多宝寺律院的名称和位置，史料不见记载。但在玄奘受戒后134年兴建的成都大圣慈寺，却有与多宝寺同名的多宝塔[7]，大圣慈寺九十六院中还有一座东律院[8]。是沿用还是复建，不得而知。总之，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唐代的大圣慈寺，既有东律院，当有西律院，即一寺有两座律院。史载，到了宋代，大圣慈寺还为学律者建宣梵院。据郭印《超悟院记》云：
　　成都大慈寺曰“圣慈”，唐至德初所建也。合九十六院，地居冲会，百工列肆，市声如雷。政和二年(1112)冬，火其傍小院十有六。府帅席公旦请于朝，颁缗钱改建超悟、宣梵、严净三刹，使学禅者居超悟，学律者居宣梵，学讲者居严净。
　　有人推测，玄奘是在成都空慧寺受具。笔者认为，据现有资料表明，唐武德五年(622年)的空慧寺，是没有具备传戒条件的。《蜀中名胜记》云“唐仪凤二年(677)，敕天下七寺建塔，立石柱二，度僧尝七百人”，这是空慧寺距玄奘受戒55年后之事。
　　三 大圣慈寺建立，多宝寺颓败，其地归于大慈寺
　　关于大圣慈寺的兴建原委，宋·志磐《佛祖统记》卷四十“肃宗”条说得很清楚：
　　上皇驻跸成都，内侍高力士奏，城南市有僧英干，于广衢施粥以救贫馁。愿国运再清，克复疆土。欲于府东立寺为国崇福。上皇悦，御书大圣慈寺额，赐田一千亩，敕新罗全禅师为立规制，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区。
　　文中的“新罗全禅师”，即是新罗国(今韩国)王子出家来蜀的大慈寺唐代祖师无相禅师(684—762)，禅师俗姓金，时称金禅师、金头陀，乃错误书刻为全禅师。
　　关于大圣慈寺的历史沿革，民国《华阳县志》卷三十“古迹四·大慈寺”条有如下说明：
　　大慈寺，治东糠市街。《大清一统志》：在华阳县东，唐至德中建，明皇书大圣慈寺额即此寺也。《志》又云：寺明宣德乙卯(1435)毁于火，至正统丙寅(1446)重修。清初又重修。
　　唐宋时的大圣慈寺，占有今成都东城的广大区域。即东至府河西岸，南至红石柱街，西至打金街，北至庆云西街。现在的大慈寺，为真印禅师再次重修于清同治六年(1867)，此寺“联九十六院共为一院”，面积约四十余亩。1962年兼作四川省佛教协会会址，“文化大革命”中移作他用。2004年4月重新开放，其规模尚待逐步恢复。
　　大圣慈寺兴建后，辉煌一时的多宝寺因年代久远，建筑倾颓，僧众归并于大圣慈寺，其地盘也纳人大圣慈寺九十六院及“赐田一千亩”的范围内。即是说，多宝寺被大圣慈寺取代，销声匿迹七百多年，直到明代中期复建。至于大慈寺与多宝寺的关系，大慈寺僧人释口量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撰写的《多宝寺石幢记》载： ‘
　　蜀为西南巨镇，而大慈护国禅寺冠诸刹之首，在锦官城府中，盖魏晋时千岁宝掌禅师礼峨眉、寓大慈，究其由来亦远矣。唐金头陀重建有解院，去迎晖门外东五里许，古有遗址曰多宝寺。旧有常住土地东至沙河，西至水沟，内田三邱，中去塔后有二十五丈许，乃宝掌禅师并僧众灵塔在内。
　　这段文字说明了四个问题：
　　其一，大慈寺名称的问题。魏晋时称大慈寺，唐宋以来，大慈寺名叫大圣慈寺。到了明代成化年间，大圣慈寺改名大慈护国禅寺，其规模尽管缩小，但仍居成都佛寺之首。
　　其二，大慈寺、多宝寺同为宝掌禅师道场的问题。地方史料各有记载，但也可能是大慈寺沿用多宝寺的历史。因普济撰《五灯会元》时，多宝寺早已融人大圣慈寺，成为大圣慈寺的前身了。直至清光绪元年(1875)，浙江吴兴人赵肇江为大慈寺藏经楼题联“此地是宝掌道场，越千年法宇重光，应识前因后果”，也是这个道理。
　　其三，金头陀建解院问题。多宝寺颓败后，兴建大圣慈寺的无相禅师(金头陀)，曾在多宝寺原址上建解院。解院，即解舍、官舍，又指名僧特建的住宅，相当于现在的别墅。解，解除，取晋唐僧人可免除国家徭役之意。《晋书》卷九十五《艺术·鸠摩罗什》载：“尔后不住僧坊，别立解舍，诸僧多效之。”金头陀建解院是有依据的，也是符合情理的。
　　其四，宝掌禅师灵塔问题。文中叙述了多宝寺遗址的方位、范围，特别指出了多宝寺遗址中的宝掌禅师灵塔及僧众灵塔。多宝寺的灵塔区，即后来大圣慈寺的灵塔区，位置在今多宝寺遗址与大慈寺之间的成都塔子山公园。
　　《多宝寺石幢记》的后段，文字繁冗，今将其大意简述于下：明宣德十年(1435)，大慈寺遭遇火灾，释口量历经七年，将大慈寺重修一新。欣蒙朝廷颁赐《大藏经》一部，量率徒赴京谢恩，又获英宗皇帝召见，并赐宝钞三千缗。量回蜀后，加上自己的积蓄和蜀王所赐田地，于明天顺五年至七年(1461—1463)重建了多宝寺。这时的多宝寺，为大慈寺的脚庙，属大慈寺管辖。
　　四 文物出土，证实了大慈寺历史及与多宝寺的渊源
　　2004年元月，在恢复开放大慈寺的建设施工中，于大慈寺地下发现了一批古代文物，其中有南北朝至明代的石佛残躯，唐代的舍利塔砖，唐、宋的陶瓷器皿和清代的经幢和石碑等。特别是南北朝石佛残躯的出土，证实了大慈寺的悠久历史。说明创建大圣慈寺前，这里就有佛寺。是大慈寺，是多宝寺的律院，还是一座佚名的寺院?但可以认定，这里就是大圣慈寺的前身，这里就是玄奘受戒之寺。更奇巧的是，在大慈寺大雄殿与藏经楼之间的右侧，地下两米处，发现了一座多宝寺的石经幢。
　　民国《华阳县志》卷三十“古迹四·多宝寺”条载：
　　寺于明正统、崇祯及清康熙、雍正间屡有废兴。龛前石幢二，圆盖方棱，高三尺许，围径二尺有余。其一前镌《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后有明释口量所撰《多宝寺石幢记》。其一前镌《妙法莲花经》，乃清雍正中立，后亦有记，失撰人名氏，记中序述寺迹及释百城为里人攀留来主兹寺。旧《志》篆修潘时彤有《双石幢记》即记其乾隆中游此寺，于尘霾荆棘中获见石幢，而寺之兴建始末亦赖以显于世焉。
　　上文所述的双石幢，一直下落不明。前一石幢上，明成化十七(1481)释口量撰的《多宝寺石幢记》，载于民国《华阳县志》。后一石幢上，清雍正十一年(1733)佚名撰的《重修多宝寺碑记》，仅见于清嘉庆《华阳县志》，而记载多有错讹。此外，幢上还刻有唐·释道宣撰的《妙法莲华经宏传序》。
　　多宝寺石幢为什么会在大慈寺出土，至今还是一个谜。但这可以肯定地说：此石幢的出土，为研究四川佛教史、成都地方史，为研究大慈寺与多宝寺的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弥补了文献之不足。在当前开发大慈寺丰富的佛教文化资源中，堪称为重大发现。
　　五 结语
　　唐武德元年(618)，玄奘与二兄长捷法师由子午谷人汉川，逢空、景二法师，随其学经论，并同赴成都。长捷法师住利于弘法的成都空慧寺，玄奘住利于求学的多宝寺。玄奘在多宝寺闻法于宝暹、道基、智震诸法师，学律于道因法师。武德五年(622)年满二十，于成都受戒。受戒的寺院，应具备相当的规模、人力和财力，在当时的成都，首推多宝寺。故玄奘当在多宝寺律院受具，并坐夏学律。秋天，玄奘回到空慧寺长捷法师身边。此间，玄奘对蜀中所传经论已作了全面的研究探讨，便想到京城寻求更高深的学问。因受朝廷条令的约束，又为长捷法师所劝阻，未能如愿。于是私下和商人结伴，于武德六年(623)春，乘船穿三峡，离开了成都。
　　唐至德元年(756)大圣慈寺兴建，多宝寺已经颓败，其地盘也纳人大圣慈寺九十六院及“赐田一千亩”的范围内。大圣慈寺承继了多宝寺的辉煌，多宝寺成了大圣慈寺的前身。因此，玄奘在大慈寺受戒，乃是有理可循，并非空穴来风。明天／顷七年(1463)，亦即700年后，多宝寺获得重建，但其规模大减，仍隶属于大慈寺管辖。
　　2006年元月，在今大慈寺的地下，出土了南北朝石佛像及清初石幢《重修多宝寺碑记》等，说明兴建大圣慈寺前这里就有佛寺，也说明大慈寺与多宝寺的深厚渊源。
　　玄奘在大慈寺受戒的说法自古流传，近现代也有资料表明，也有部分佛教学者认同。笔者认为，在大圣慈寺兴建之前，成都西城有空慧寺，东城不可能没有一座大的寺院。它的名称也许叫大慈寺，也许被后世遗忘了，但它的地域处在大圣慈寺的范围内，它的历史文化与大圣慈寺紧密相连，可以说，它就是现在大慈寺的前身。如果玄奘在这里受戒，也可以说是在大慈寺受戒。
　　[1] 详见四川省档案馆成都大慈寺资料：四川省宗教事务处《关于唐玄奘法师在成都大慈寺受戒史实及大慈寺情况报告》。
　　[2] 详见四川省档案馆成都大慈寺资料：四川省宗教事务处《关于唐玄奘法师在成都大慈寺受戒史实及大慈寺情况报告》。
　　[3] 见唐·慧立、彦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4] 见宋·赞宁《大宋高僧传》卷第二《唐益州多宝寺道因传》。由此可见，玄奘与道因法师早年在成都多宝寺即建立了特殊关系，并有着密切联系。
　　[5] 见大慈寺天宇大和尚的弟子楚山法师《法语·锦府大圣慈寺建千盘大会》。
　　[6] 见宋·赞宁《大宋高僧传》卷第二《唐益州多宝寺道因传》。
　　[7] 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上“妙格中品·左全”条：“左全者，蜀人也。世传图画，迹本名家。宝历年中，声驰阙下，于大圣慈寺多宝塔下，仿长安景公寺吴道玄《地狱变相》。”
　　[8] 宋·范成大《成都古寺名笔记》：“东律院，壁画八明王、西方变相，释迦如来，十六罗汉。杜楷子瑰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