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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国与西域的大乘佛教──从两汉至鸠摩罗什时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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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表所列两晋年间龟兹沙门、居士在华传译的佛典外,现再就龟兹沙门的传法活动,略作补充说明。
  两晋时龟兹来华的僧侣中,颇有擅术者,如晋怀帝永嘉四年(310)适洛阳的西域沙门佛图澄,本姓帛氏,大抵亦是祖籍龟兹。[62] 据闻他“善诵神,能役使鬼物”,被慧皎编入神异高僧之列。同为永嘉年间(307-313)进入中土的帛尸梨密多罗,据说长于术,所向皆验,译秘密部经典三部,是向中国弘传密教的第一人,其人亦自龟兹来。另外,《高僧传》卷13的帛尼(西晋人),能以歌呗调适风潮,同卷所记的帛桥(法桥),亦是晋人,爱好通灵,裁变古声,虽不可确定两人均来自龟兹,恐亦与该国密教渊源深厚。
  禅法在龟兹流传久远。据考证,现时留存在古龟兹国土的石窟,有为数不少是为配合禅修需要而开凿的,如闻名中外的克孜尔千佛洞的七号、八号窟是支提窟,九号窟是禅窟。这些禅窟还包含了数种形制,以适合各类型的禅修活动。[63] 禅窟的存在证明了古代龟兹确曾流行过禅法。且《高僧传》卷2曾提到,罗什的母亲“次旦受戒,仍乐禅法,专精匪懈,学得初果。”印证了罗什以前,龟兹的宗室贵胄中,修行禅法者并不罕见。
  从上表所列龟兹僧徒翻译之经典类型,大致勾划出龟兹佛教的整体轮廓。从魏至东晋,龟兹国人向中土译介的佛典,以小乘经律占最大比例,这种现象,基本上符合该国向来小乘教高张的实情。在大乘经方面,龟兹译师偏重方等,兼有少量法华、般若等部,独不见涅槃部,然而西方学者曾发掘出《大般涅槃经》的龟兹语断片,可知涅槃部在斯土亦有流传。又,依〈添品法华经序〉,罗什宣译的《妙法莲花经》原本,与龟兹语甚为类似,[64] 或是什公从故国携入秦土,也未可知。除此以外,正如前文指出,龟兹的秘密部亦十分活跃。
  (二)大月氏、于阗、龟兹三地大乘译经状况之对照
  为进一步探讨龟兹与大月氏、于阗两国大乘教之关系,下文将以龟兹大乘教的译经状况为中心,分别与大月氏、于阗的大乘佛典译业,进行对照。
  比照龟兹与大月氏僧徒、居士所翻译或传布之大乘经典(参考羽溪氏《西域之佛教》所统计者),不难发现存在著同经异译的情况。以下由龟兹国人参与译出的佛典,事实上,均被大月氏僧众介绍进中国:
  白延所译:《首楞严》、《叉须赖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菩萨修行经》
  帛元信襄助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光赞般若》、《须真天字经》
  帛法炬传译:《普曜经》
  帛法祖移译:《等集三昧经》、《菩萨修行经》、《菩萨逝经》(《逝童子经》)、《严净佛土经》(《文殊师利严净佛土经》)、《郁迦罗越问菩萨经》、《持心梵志经》、《善权经》(《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海龙王经》,及法祖所注之《首楞严》
  帛延翻译:《首楞严经》、《须赖经》、《上金光首经》、《如幻三昧经》
  羌子侯授予法护:《不退转法轮经》(《阿惟越致遮经》)
  总括而言,龟兹佛徒重译大月氏的大乘经典中,还是以方等部居多,当中法祖可称代表。法祖所译注的二十三部大乘经中,与月氏佛徒重叠者共占十部。此外,正始与东晋年间的两位译经师帛延,以及太康年间的帛元信,传译经典虽然不多,但在种类上,却殆与月氏人译出的大乘经典同出一辙,由此可见龟兹与大月氏方等部之深厚渊源。
  不过,如将龟兹与于阗僧徒所译出之大乘经籍作一比较,吾人便可发现,两地传译的大乘教典种类,竟无有相同者。即使将羽溪氏所著的《西域之佛教》中,连同推定为从于阗传入原本的大乘教典一并考虑在内(见该书第四章第五节“于阗之大乘教典”),亦只得西晋只多罗所译之《如幻三昧经》、法护之《光赞般若》、法祚之《放光般若》、宋沮渠京声之《菩萨誓经》,与龟兹所译注者相同。[65] 至于在于阗最受敬重的华严部经典,龟兹僧众却疏于译介,仅法祖有《如来兴显经》一卷。龟兹不单忽视华严部教典,在慧英的《华严经感应传》里,还特别提到龟兹人抗拒华严经。依常情而论,若龟兹大乘教紧随于阗的步伐,断无拒绝华严部之理由,但此事却说明了一个事实:对龟兹大乘教来说,她与于阗之间的纽带并不坚韧牢固,反之,大月氏却树立了一个可堪追随的大乘教信仰楷模,这同时解释了,何以龟兹、大月氏所译经典雷同者多,相比之下,龟兹、于阗之间重覆者几乎绝无仅有。
  在历史上,于阗与大月氏并非毫无联系、彼此不相往来,与此相反,于阗更一度臣属于大月氏。西元二世纪时,在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二世的治下,将领土扩大到恒河和印度河流域,形成一个西起威海,东至葱岭,包括今日新疆的喀什、叶尔羌及和田在内的庞大帝国,所以当时于阗、莎车、疏勒三国的佛教信仰,必然多少受到月氏大乘教的薰陶。于阗境内流行的大乘各部中,以华严与方等最为兴盛,这种情况,与月氏的大乘教风气不存在很大差别。
  不过,尽管月氏大乘教与于阗有著一定关联,前已言之,较诸于阗,龟兹大乘教似更接近月氏的佛教状况,那么,龟兹的大乘教与大月氏究竟有何密切关系?原来月氏与龟兹的译师,古来在译经事业上已发生频仍的合作关系,龟兹僧徒又每每担任月氏译师的辅弼,彼等在译场上耳濡目染,浸YIN日久,无论在选译经典的取向,或佛学素养方面,自不然蹈袭了大月氏佛徒的观点,和斯土大乘佛教的内涵。
  西晋初年的帛元信,是首位被史传(《祐录》卷8)确认来自龟兹的译师。法护出《须真天子》、《正法华》、《光赞般若》三经时,元信曾任参校或传言,而护是世居炖煌的月氏侨民,“历游西域解三十六国语及书,从天竺国大赍梵本婆罗门经,来达玉门。”(《长房录》卷6)天竺既属大月氏领土,故除《光赞》是从于阗持来外,另外两经之原本很有可能亦来自月氏。永嘉二年(308),帛法巨笔受的《普曜经》八卷,同样出自法护的口授。元信、法巨两人皆曾辅助月氏沙门法护移译可能从月氏赉来的大乘教典,可想而知,彼等深受月氏大乘佛法的洗礼,是十分自然之事。
  帛远(法祖),本河内(属今河南省)万氏。法祖身为汉人,却善闲梵汉语言,而史传却无记载彼曾远游关外(据《高僧传》卷1,其足迹所及之处,最远并不超过秦州),然则彼通晓梵语,恐怕师承自龟兹沙门。[66] 又《高僧传》载,法祖曾注《首楞严》,有名为李通者,死而复苏,云见法祖为阎罗王讲《首楞严经》。此事虽神异荒诞,但从另一角度看,却显示法祖已被时人奉为传译《首楞严》的代表人物。事实上,自东汉末年起,《首楞严经》已多番被更译,且移译者绝大部份为大月氏与龟兹的沙门居士,[67] 反而于阗僧众却未见有任何译介。看来依照大月氏的大乘教传统,僧徒均额外敬重此经,而龟兹佛徒如法祖等人,因奉月氏大乘教信仰为圭臬,亦承袭了该国崇敬《首楞严》的风尚。
  东晋时龟兹王世子帛延所出的大乘经典,毫无疑问,也曾受到大月氏优婆塞的启发。《祐录》卷7〈首楞严经后记〉叙,咸安三年(373),[68] 凉州刺史张天锡出《首楞严经》,于时帛延担任译者,月支优婆塞支施仑手执胡本宣讲。《祐录》又云,支施仑“博综众经,于方等三昧特善,其志业大乘学也,出《首楞严》、《须赖》、《上金光首》、《如幻三昧》。”这正道出月氏佛教特尊崇大乘方等部经,尤其是《首楞严》的事实,难怪此经被月氏僧徒数度翻译。支施仑出《首楞严》、《须赖》、《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时,善晋胡音的帛延皆襄助译事,充分显示了龟兹与月氏大乘教徒彼此交流无间、步调一致。
  回顾大月氏与龟兹的交通史,可知两国在文化、语言上的交融程度可能比吾人想像中更为深刻。专研古代西域语言的学者指出,大月氏在西迁前的语言属突厥语系,[69] 而西迁后使用的吐火罗文,属于印欧语系的东伊兰语支。从河西走廊一路西迁的行程中,大月氏给原来属东伊兰语支的龟兹语注入了不少突厥语系的特征,[70] 缩窄了两国语言之差距。
  西元前177至161年间,大月氏从河西走廊移住到葱岭以西时,小部分族人流落在祁连山、昆仑山而成为小月氏,像世居敦煌的竺法护,便是小月氏的后代。苏北海先生在《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一书中指出,慧琳《一切经音义》卷82谓龟兹古名月支或月氏,可能与早年西迁途中,众多大月氏遗民及后裔留居在彼邦有关。[71] 或许由于龟兹本国融入了一定程度的大月氏种族、文化、语言特征的关系,从大月氏东来传教的高僧、居士,较易与龟兹佛徒产生契合与和应,因而导致龟兹国人倾向遵循月氏的大乘教路线。据考证,前赴龟兹的大月氏弘法师,多数取道疏勒,再赴龟兹,或自中亚经楚河、伊塞克湖、别迭里山口到温宿、姑墨、进至龟兹。[72]
  八、罗什与龟兹的大乘佛教
  (一) 罗什修学大乘教的历程
  龟兹出生的鸠摩罗什,在五世纪初,于长安主持规模弘大、成就斐然的大乘译经事业,替两晋以降的中国佛教,奠下了归宗大乘系统的决定性方向。在析论罗什的大乘译经活动前,宜先回顾什公早年在西域诸国修学大乘佛教的历程。以下有关罗什的生平记事,主要根据慧皎《高僧传》卷2〈晋长安鸠摩罗什〉为蓝本。
  罗什七岁随母出家,出家后前二年先读颂阿含经及阿毗昙,九岁时,随母至罽宾,遇槃头达多,受学《中阿含》、《长阿含》、《杂藏》。年十二,其母携还龟兹,中途经过月氏北山,之后到疏勒停留一年多,除学习一切有部之《发智论》、四吠陀和五明外,又从侨居疏勒的莎车国王子、同时是大乘行者的苏摩听讲《阿耨达经》,初闻蕴处界三科皆空而无相,方知理有所归,遂舍小乘而改奉大乘,并开始研习《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离开疏勒后,罗什先到温宿,因论败一知名学者而名扬葱左。后还龟兹,年二十,受戒于王宫,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73]
  有顷,罗什在龟兹新寺得《放光经》,花两年时间研读。不久,连什公的老师槃头达多,亦受什公教化而改宗大乘。《祐录》卷11〈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指拘夷国“有年少沙门鸠摩罗,乃才大高,明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阿含学者也。”此年少沙门即是罗什。
  罗什之大乘学属于空宗,但关于其师承谱系,却欠缺翔实的史料资证。现存的史传,仅提及什公受学大乘的场所,最先是疏勒,接著是龟兹。另外,什公十二岁从罽宾回国时,曾途经月氏北山,可能就在彼邦初闻大乘教法。
  疏勒本属小乘教国。西元400年,法显行经竭叉(疏勒)时,曾亲睹“有千余僧,尽小乘学”。罗什在疏勒停住的一年间,最初也是讽诵《阿毗昙》、《发智论》等小乘经典。疏勒偏重小乘教的情形,直至644年玄奘行经斯土时,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74] 然而,诚如《高僧传》指出,大乘教在疏勒虽不特别兴盛,仍有零星教典流通,甚至罗什最初接触中观三论,也是停住疏勒之际。
  唐时,于阗沙门实叉难陀所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5,第三十二品,有论及疏勒国:“疏勒国,有一住处,名牛头山,从昔已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这段记述透露了华严类经典在彼邦传播的痕迹。然而疏勒的大乘教,究竟通过哪一条管道传来?从地理位置而言,莎车至疏勒一段是南道移向北道,或把南北二道连接起来的一条支线,[75] 乃丝路交通的要冲,这替传布于南北二道的佛典提供了自由流通的机遇,或因此令疏勒的大乘佛法,备受于阗的影响。加上晋时贵霜王朝将疆域推移至今日喀什一带,连带月氏的大乘学风亦东扇疏勒,举例说,罗什从旅居疏勒的莎车王子苏摩听闻的《阿耨达经》,据《祐录》卷2,此经曾由法护从西域(大率属大月氏的领土范围)赍回的胡本译出,而在疏勒并有流传,所以估计在罗什以前,疏勒也曾或多或少受过月氏大乘教的薰陶。
  至于前文所举的《华严经》卷45,第三十二品一段经文中,谓疏勒有牛头山(牛角山,或瞿室饶伽)。查牛头山本不属疏勒,实位处于阗境内。[76] 此段经文夹杂讹谬,固不待言,然从其将疏勒、于阗相提并论来看,似乎暗示了《华严经》同时受到两国民众的信奉。
  要之,什公早年主要在疏勒和龟兹两国综习大乘。经上文分析,龟兹大乘教与大月氏的深厚关系,自不俟言。至于疏勒国的大乘教,虽然在本土力量薄弱,从其内容上看,仍然不脱与大月氏及于阗大乘学的干系。这样看来,作为罗什初禀大乘佛法的启蒙地,疏勒与龟兹向什公灌输的大乘学,仍然属于大月氏与于阗大乘教的系统。
  (二)罗什时的龟兹大乘佛教
  罗什时,龟兹举国上下开始弥漫著一股尊崇大乘的风气。当时,王宫中已典藏了《放光经》的原本。隋朝的阇那崛多,又认为什公所译之《妙法莲花经》原本,系来自龟兹。[77] 又《高僧传》记述,什公在龟兹“停住二年,广诵大乘誙论”,国王白纯并为什公建造金刚座、师子座。从王室内大乘藏经之周备,加上国王热心礼佛的程度,见证了当时龟兹大乘教之隆盛,正逐步迈向开国以来的巅峰。随著大乘教日益受到重视,其时龟兹王宫内庋藏的大乘经籍,必然汗牛充栋,所包含的种类,若据第七节“罗什以前的龟兹大乘佛教”所析论,应以方等部居多,并有般若、法华、秘密、宝积各部。
  较罗什晚生数十年的中天竺人昙无谶(385-433),在沮渠蒙逊僭据凉土,自立为王(401)前,曾将《大涅槃经本》前分、《菩萨戒本》、《菩萨戒经》赍往罽宾,遭当地人摈斥后,谶又挟著此等经典前赴龟兹和姑臧(《高僧传》卷2),所以在罗什进入长安前,龟兹可能已输入了大乘律菩萨戒类别的佛典。
  (三) 罗什的大乘教典翻译事业
  从386至401年为止,罗什一直滞留凉州,在译经事业上无甚建树。后秦弘始三年(401)十二月,什公被姚兴迎入长安,以十二年时间,先后译出约三十五部、三百卷佛典,[78] 涵盖经、律、论,兼综大小二乘。这一系列新出译典,不但对后世中国佛教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亦使龟兹的大乘佛教挺立成长。随著大乘教勃兴,罗什时代所开凿的龟兹石窟内,工匠刻造的大乘教图像,在数量上远超于前代,如克孜尔38窟主室前壁两侧的立佛龛、47窟中的列像、17窟的卢舍那佛壁画等,都是罗什在龟兹说法,使该地大乘教大行其道的表征。[79]
  按《祐录》卷2,什公所出三十五部大小乘佛典,如下表所列:

大乘般若部:

《新大品經》(二十四卷)、《新小品經》(七卷)、《金剛般若經》(一卷)、

《大智度論》(百卷)

大乘法華部:

《妙法蓮花經》(七卷)

大乘華嚴部:

《十住經》(五卷或四卷)、《十住毗婆沙論》(十卷)

大乘方等部:

《賢劫經》(七卷)、《華首經》(十卷)、《維摩詰經》(三卷)、

《首楞嚴經》(二卷)、《思益梵天所問經》(四卷)、《持世經》(四卷)、

《自在王經》(二卷)、《菩薩藏經》(三卷)、《稱揚諸佛功德經》(三卷)、

《無量壽經》(一卷)、《彌勒下生經》(一卷)、《彌勒成佛經》(一卷)、

《諸法無行經》(一卷)、《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一卷)、《菩薩呵色欲經》(一卷)

大乘中觀部:

《中論》(四卷)、《百論》(二卷)、《十二門論》(一卷)

大乘律部:[80]

《佛藏經》(三卷)

小乘經部:

《遺教經》(一卷)、《雜譬喻經》(一卷)、《坐禪三昧經》(三卷)、

《禪秘要法》(三卷)、《禪法要解》(二卷)、《十二因緣觀經》(一卷)

小乘論部:

《成實論》(十六卷)

小乘律部:

《十誦律》(六十卷)、《十誦比丘戒本》(一卷)

  以上三十五部佛典,属于大乘教者压倒性地占了廿六部,这样看来,什公无疑可归类为大乘佛典的翻译家。在这等大乘佛典中,方等经尤占多数,此正与龟兹的大乘教传统一致;其次,就是什公自己最为重视、并竭力提倡的般若部经典,以及龙树、提婆一系的中观部论书。至于什公传译的禅法经典,虽云属小乘禅法,但同时涉及菩萨禅的内容,故可视为大小乘混合的教典。
  另据《大正藏》,以下大乘佛典亦被认为由罗什译出:
  《集一切福德三昧经》(T382)~方等部
  《摩诃般若波罗密大明咒经》(T250)~般若部
  《妙法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经》一卷(T265)~法华部
  《佛说庄严菩提心经》(T307)~华严部
  《佛说须摩提菩萨经》(T335)~方等部
  《佛说千佛因缘经》(T426)~方等部
  《不思议光菩萨所说经》(T484)~方等部
  《思惟略要法》(T617)~大乘禅
  《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T625)~方等部
  《孔雀王经》(T988)~秘密部
  《梵网经》(T1484)~大乘律
  《清净毗尼方广经》(T1489)~大乘律
  《发菩提心经论》(T1659)~瑜伽部
  《马鸣菩萨传》(T2046)~史传(中观部)
  《龙树菩萨传》(T2047)~史传(中观部)
  《提婆菩萨传》(T2048)~史传(中观部)
  以上《大正藏》所列举的佛典种类,与《祐录》所载的三十五部大率相同,都是方等部最众,其次是般若部、中观部、华严部、法华部,此外,尚有大乘禅和大乘律。姑勿论译者身分的真伪,略言之,上列佛典的种类,大致上与《祐录》所记罗什的译经取向,甚为吻合,唯《祐录》独缺什公翻译秘密部(《孔雀王经》)及瑜伽部(《发菩提心经论》,传为世亲撰述)之记载。
  罗什所出之大乘教经典中,小部分已为什公之前的龟兹僧徒译出,反映什公的译经事业,大率踵武彼邦大乘教译业的一贯取向。
  如前所述,龟兹流行之大乘经典,以方等部占多数,并有般若、法华、秘密、宝积等诸部。属于方等部的《首楞严》,是龟兹僧徒最精勤翻译之教典,什公自不待言,亦证明此经确乎在龟兹国内久远流传。《大品经》等般若部典籍,在罗什以前已庋藏于宫中。至于《法华经》,太康年间帛元信已共法护译出,罗什所译之原本,既被疑是龟兹文,可证法华思想在斯土亦有流传,即如法护所出之《不退转法轮经》的原本,就是三世纪顷由龟兹来华的使者羌子侯所传授。又,净土思想在龟兹也颇为发达,魏时的帛延已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至什公又移译《十住经》、《十住毗婆沙论》、及数种弥勒菩萨及阿弥陀佛信仰之经典。至于秘密部,更是早已风行龟兹。史载,龟兹僧侣多善术(详见第七节〈罗什以前的龟兹大乘佛教〉),什公或曾浸润于秘密部,今《大正藏》并收入了什公翻译之《孔雀王经》。此外,什公并曾译介大乘律。原来在401年前,中天竺人昙无谶曾入龟兹,赉来菩萨戒经典,不过龟兹宗奉小乘萨婆多部戒律(故罗什自译有《十诵律》、《十诵比丘戒本》),大乘律在斯地大概未受到充分重视。[81] 其后,昙无谶又转到凉土,什公可能在滞留姑臧期间,接触到此等大乘律部佛典。
  综上所述,对于龟兹的大乘译经史而言,罗什的贡献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令原有经典种类上译经数量大幅增长,譬如方等部译经跃升至十余部,另般若部、净土信仰类也有所增加;其次,是将全新种类的大乘佛典引进龟兹,其中最令人瞩目者,首推中观系统的论书。至于这些新品种的佛典究竟循何种途径、于何时流入龟兹,由于相关资料,绝无仅有,颇难定论。依《高僧传》记述,罗什系从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咨禀《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要义,可是,此前的晋武之世,法护已片断译出疑为龙树著述的《十住毗婆沙论》,[82] 可见至少在三世纪后半叶,龙树和中观派思想已自葱外的北印、中印陆陆续续的传播至葱内诸国,甚至远播晋境。如是,较护公晚生接近一百年、入长安前曾遍游罽宾、大月氏、疏勒、温宿、龟兹、后凉等国的罗什,自然不乏亲炙中观派著述的机会了。不过,正由于流传的地区过于广袤,要确切考证出中观著述传入龟兹的年代与地点,可谓殊不容易。
  在中国佛教史上,什公是继法护后第二位备受推崇的佛典翻译家,而什公重译护公的佛典,亦不在少数。根据《祐录》卷2,什公译作中有如下经典早由法护译出:
  1. 《新大品经》二十四卷
  2. 《妙法莲花经》七卷
  3. 《首楞严经》二卷
  4. 《维摩诘经》三卷
  5. 《无量寿经》一卷
  6. 《新贤劫经》七卷
  7. 《弥勒成佛经》一卷
  8. 《小品经》七卷
  9. 《思益梵天所问经》四卷(即法护的《持心梵天所问经》六卷)
  10. 《持世经》四卷(即法护的《持人菩萨经》三卷)
  除上述十部,再加上《大正藏》列作罗什所译的《集一切福德三昧经》、《佛说须摩提菩萨经》、《开元录》卷11所记的《菩萨藏经》,[83] 罗什与法护同本异译的经典,至少达十三部之多。[84]
  据说什公的许多译作均是应他人盛情之请而译出,在以上什公与护公同本异译的佛典中,《大品》、《维摩诘》是由姚兴劝请译出,《小品》是应后秦太子姚泓的邀请而译,但即使扣除这些译作,什公重译法护所出之经典仍占十部,以《祐录》所记的总译经量三十五部计算,这些重译经典几乎占了总数的三成。这样看来,什公似乎踵继著法护的译经取向。然而,这个现象亦可从另一角度理解。依经录所示,法护的译经数量甚为可观,《祐录》作百五十四部三百九卷,《长房录》作二百十部三百九十四卷。这些林林总总的佛典,基本上已囊括了大乘佛教中的核心门类,即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方等、律等诸部,故法护在出经之同时,无疑替中国佛教开列了一张大乘佛典的清单,而什公则在此等佛典中精选特别重视者,进行重译,这或可解释为何护公的部分译经,同是什公的兴趣所在。
  九、结语
  依上文所论,龟兹约于西元前一世纪中后期至西元一世纪内始闻佛法,至三世纪时佛教渐趋衍盛。而龟兹大乘教的滥觞,毫无疑问,必须溯源自葱岭内外的佛教国家。比较大月氏与于阗这两个西域大乘教国,龟兹大乘教显然受前者的烙印更深。大月氏佛僧们不但赍来多不胜数的佛典,更向龟兹的早期译经师引介了轮廓鲜明的大乘教佛典体系,为彼邦的大乘译经事业,提供了可堪参照的初步发展蓝图。至罗什,凭著其人渊博幽深的大乘佛学素养、出类拔萃的翻译才能,和精微透辟的宣讲能力,在此等佛学资源里,精审研判,撷取自认为重要者再行移译。另一方面,什公又向龟兹与中土引进中观、禅经、大乘律等思想,致令大乘教风畅茂。追本溯源,大月氏僧徒和译经师对龟兹大乘教的启导之功,绝对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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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史卷九十七.列传第八十五.西域》(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10月),页3217-8。所谓白山就是天山,《水经注》则称为北大山:“又东左合龟兹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水经注一.水》(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4月),页11-13。
  [2]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6月),页3911。
  [3] 此南北两道是:“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6月),页3871-3872。
  [4] 《魏略.西戎传》曰:“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径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7月),页859。
  [5] 据考证,龟兹境内民族繁多,至少包括羌、九黎、龙勒、印度、汉、吐火罗、粟特、波斯、大宛、康居、罽宾、塞、月氏、乌孙、车师、高昌、焉耆、于阗、疏勒等十余个种族(参考刘锡淦、陈良伟著,《龟兹古国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页23)。《大唐西域记》卷1谈及屈支(龟兹)王的血统时,就特别强调是“屈支种也”,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内民族杂多的情况(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2月)。可能因为长期以来习惯面对异文化带来的冲击,养成了龟兹人率真、开放的个性(《西域记》谓屈支国“气序和,风俗质”),于道德观念上亦少见拘泥保守,从《北史》、《魏书》、《唐书》皆记述其俗性多YIN,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可窥一斑。
  [6] 同注1。另《唐书》又记:“自龟兹赢六百里,逾小沙碛,有跋禄迦,小国也,一曰亟墨,即汉姑墨国,横六百里,纵三百里,风俗文字与龟兹同,言语少异。”(《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2月,页6233)关于龟兹与姑墨语言文字的相类性,《大唐西域记》卷一跋禄迦国条可资相引证。又,在历史上,龟兹与邻近的焉耆唇齿相依,有时却互相嵌制。罗什出生前,龟兹可能是焉耆的属国。参考李利安,〈鸠摩罗什与真谛入华前后命运同异之比较〉,《中国古代史论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7] 同注5《大唐西域记》卷1屈支国条。但这种究竟是甚么文字,单靠《西域记》的记述无法识辨。据周连宽先生在《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的推断,龟兹在四世纪前并无文字,西元一世纪,印度商人把婆罗谜文字带来,二世纪印度僧人带来梵文佛经,三世纪以后,龟兹佛教盛行,因而修习梵文者愈众。四世纪起龟兹人开始借用婆罗谜文字,创造了龟兹语。但一般龟兹人并非都能解读梵语。从西汉至南北朝,龟兹官府文书和民间契约更多习用汉文。
  [8] 《册府元龟卷九六○外臣传.土风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6月),页11299。
  [9] 依《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所载,罗什还龟兹后便博览四韦陀、五明诸论,以至外道经书、阴阳星算,莫不究晓;但慧皎《高僧传》则谓罗什是在沙勒停驻一年间,四出寻访四韦陀等外道经书的,两书所记明显有出入。然而无论如何,龟兹既在语言文字上深受印度影响,加上当地印裔侨居者众(什公的先世便是天竺人),什公在斯地领受印度传统学术的洗礼,亦不足为奇。
  [10] 从西元91年白霸王即位,至西元8世纪末的白环王为止,龟兹王位几为白氏家族所垄断。详见刘锡淦、陈良伟著,《龟兹古国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页33-34。
  [11] 同注2。
  [12] 《前汉纪卷十二.前汉孝武皇帝纪三卷第十二》中,依人口的多寡,清楚判分了西域五十四国的规模:“小国也小者七百户,上者千户也,扜弥国、于阗国、难完国、莎东国、温宿国、龟兹国、尉黎国、危项国、焉耆国,凡此九国。次大国小者千余户,大者六七千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页86-87)龟兹既拥接近七千户人口,自属大国中的大者。
  [13] 《魏略.西戎传》曰:“……中道西行尉梨国、危须国、山王国皆并属焉耆,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皆并属龟兹也。”《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7月),页860。另依《通志卷一百九十六.四夷三》,姑墨和温宿至后魏时,仍役属龟兹(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民国24年3月),页3145。
  [14]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年5月),页1574。
  [15] 季羡林先生在〈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浮屠与佛〉两文中,举出了一些佛典汉译词汇的例子,主张早年汉文佛典里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直接从梵文,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和龟兹语的媒介翻译过来的(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弥勒出版社,1984年2月)。
  [16] 释东初,《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华佛教文化馆、中华大典编印会出版,1968年2月),页42。
  [17] 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页165。
  [18] 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页71。
  [19] 永明帝求法故事中,就含有遣使者张骞(若与武帝时的张骞为同一人,当谬)、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于大月氏写《四十二章经》的事迹,详见《理惑论》。果尔,哀帝年间的伊存授经,便不是孤立事件。
  [20]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列传第七十八》(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5月),页2909-2912。
  [21] 或疑永平中期汉与西域交通中绝,不能往来,西域僧侣如何来华?汤用彤先生的解释是,“中绝”一语,系指汉不置都护而言,不是中国与国际交通断绝(《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页25。)此外,关于伊存授经,《魏略.西戎传》只简单的写道:“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但究竟是在中国授,还是在大月氏授,存在著两种相反的意见 (参考季羡林先生著〈再谈“浮屠”与“佛”〉一文,收入《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东初出版社,1995年12月) 。
  [22] 支谶来华的年份,一说178-189年(见注16释东初著书,页45)。按《开元释教录》卷1(《大正藏》册55,页479上)所说,是桓帝建和元年(147)至灵帝中平三年(186)。《历代三宝记》卷4只简单记曰“桓灵帝世建和岁至中平年”。现从《开元录》。
  [2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页24。
  [24] 季羡林,〈再谈“浮屠”与“佛”〉,收入《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东初出版社,1995年12月)。但永平求法的年份,诸书所记并不一致。有说永平三年(西元60年),有说永平十年(西元67年),有说永平十三年(西元70年),然大率在西元一世纪中后顷。
  [25] 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页95-102。因羽溪氏以小乘经部佚本太多而从省,导致具体数目不可计量,故本文只能凭保守估计,推断大月氏传入中原的佛典至少有204种。
  [26] 羽溪氏于此未列出禅经,但《开元录》第十五、《贞元录》第廿四记录支谶译《禅经》一卷,支谦译《禅秘要经》四卷。
  [27] 平川彰著《インド佛教史.上卷》(春秋社,2001年4月),页368。
  [28] 康僧会祖籍康居,世居天竺,父亲因商贾移于交趾(《高僧传》卷1),会有可能在天竺出生。《集古今佛道论衡》卷1,引《吴书》谓会是康居国大丞相之长子,恐谬,因观乎会在父母双亡后,孝服毕才出家,若非父辈已移居汉地经年,会的汉化程度应未致如此深厚。
  [29] 《魏书》卷30记:“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
  [30] 参考注7。
  [31] 《西域记》卷12叙于阗开国传说,与无忧王太子法益有间接关系:“昔者此国虚旷无人,毗沙门天于此栖止。无忧王太子在呾叉始罗国,被抉目已,无忧王怒谴辅佐迁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间,迁人逐物至此西界,推举酋豪尊立为王。”这与《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中分让国土的说法大异其趣,但都无法跟阿育王时佛教传入于阗的假说扯上关系。而法益被抉目的故事,在《西域记》卷3呾叉始罗条,记述甚详。
  [32] 九个地方的名称,可参考印顺导师,《印度之佛教》(正闻出版社,1992年10月),页95。
  [33] 张广新、荣新江合著的《于阗史丛考》一书(上海书店,1993年12月),详尽分析了《慈恩传》、《西域传》、藏文典籍《牛角山授记》、《于阗国授记》、《于阗教法史》中现存于阗建国的传说,认为可信的内容很少,主要因为于阗是虚旷之地,外来的殖民团体很难在此兴邦立国。详见该书页199-205。
  [34] 注17,页270-271。
  [35] 河野训著〈佛教の中国伝来〉。收入于高崎直道、木村清孝编,《东アジア佛教とは何か》(春秋社,1995年4月)。
  [36] 《慈恩传》卷5记述毗卢折那罗汉与国王的对答,内容是小乘教。但《西域记》卷12引罗汉的训示,却谓:“如来慈愍四生,诱导三界,或显或隐,示生示灭。遵其法者,出离生死,迷其教者,羁缠爱网。”显然有著大乘教的色彩。说一切有部出身的罗汉,竟然会宣说大乘教义,似乎不可思议。羽溪氏认为,这是因为玄奘身为大乘教徒,故可能藉罗汉之言插入大乘教理。见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页144页。
  [37] 《西域记》卷12,谓于阗“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王甚骁武敬重佛法。”不过比起法显时的僧徒数万人,该国佛教或已略呈衰微的迹象。
  [38]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列传第七十八》(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5月),页2925-2926。
  [39] 刘锡淦、陈良伟著,《龟兹古国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页121。
  [40] 《魏书》卷30云:“中道西行尉梨国、危须国、山王国皆并属焉耆,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皆并属龟兹也。桢中国、莎车国、竭石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满犁国、亿若国、榆令国、损毒国、休修国、琴国皆并属疏勒。”
  [41]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台湾:中华书局,1974年3月),页199。
  [42] 中法联合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考察概述〉,《考古》第7期,1999年。
  [43] 《祐录》卷2载义熙十四年起,《大方广佛华严经》五十卷于道场寺译出。六十卷乃是后人所分。
  [44] 此记与《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大正藏》册9)之卷末后记内容一致。
  [45] 《高僧传》卷2无记录卷数,但《众经目录》卷2、《祐录》卷2和《大唐内典录》卷3均作二卷,兹从之。
  [46] 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页169-171。
  [47] 《长房录》卷12“新合大集经”条云:“于阗东南二千余里,有遮拘迦国。彼王纯信敬重大乘,诸国名僧入其境者并皆试练,若小乘学即遣不留,摩诃衍人请停供养。王宫自有摩诃般若大集华严三部大经,并十万偈,王躬受持亲执键钥。此国东南二十余里,有山甚险。其内安置大集、华严、方等、宝积、楞伽、方广、舍利弗陀罗尼、华聚陀罗尼、都萨罗藏、摩诃般若、八部般若、大云经等,凡十二部皆十万偈,国法相传防护守视。”于此可管窥六世纪时于阗一带华严信仰之兴盛。
  [48] 李玉珉,〈敦煌四二八窟新图像源流考〉,《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第4期(1993年夏季),页1-34。
  [49] 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云:“有部所分,三部之别:一法护(藏?),二化地,三迦摄卑(饮光)。此并不行五天,唯乌长那国,及龟兹于阗,杂有行者。”
  [50] 见上注。
  [51] 殷晴,〈丝绸之路和古代于阗〉,《新疆史学》第1期,1980年。
  [52] 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页53-54。
  [53] 释东初,《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华佛教文化馆、中华大典编印会出版,1968年2月),页129-130。
  [54] 例如,西元124年班勇征西域时,龟兹王是白英;《晋书》武帝太康中(280-289),龟兹王是白山;苻坚时,吕光攻杀的龟兹王名白纯,后立白震为王;《北史.西域传》记,隋大业中,其王白苏尼遣使朝贡方物。又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三》,“十二月丁亥,龟兹王白素稽献名马。”如上所记,龟兹的白姓王族自东汉班超起,断断续续地掌握著王权,故古籍常见龟兹王姓白。
  [55] 除表中所列五部经外,《长房录》卷5尚载有《平等觉经》一卷,亦是甘露年中白延所译。然《开元录》卷14谓此经即同彼所译之《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本文兹从《开元录》。
  [56] 关于此经,《开元录》卷2注曰:“一名诸德福田经,第二出,与法立译者少异,见竺道祖晋录。”这是法炬在法立殁后,将前译《诸德福田经》重出的新版本。
  [57] 《开元录》卷2注曰:“第三出,是长阿含第四分记世经异译,与法护法立所出者大同。”
  [58] 有关帛远(法祖)的出身,《高僧传》卷1谓其本姓万氏,河内人,父以儒雅知名,故法祖的家学本崇儒术。但《翻译名义集》第十三篇,又指法祖是“从师名氏”,故知彼尝师事龟兹沙门,其学问中亦必有传承自龟兹佛学的成分。法祖出经数目,《长房录》卷6载二十三部二十五卷,《开元录》卷2载十六部十八卷,现从前者。
  [59] 据《开元录》卷2,此经与《五百王子作净土愿经》俱出自《幼童出普超经》。
  [60] 《高僧传》卷1记远曾注《首楞严经》,唯卷数及版本不详;另外,又记远译出《五部僧服经》(小乘律部)、《弟子本起经》(小乘经部)各一卷。
  [61] 帛法祚乃帛远弟,二十五岁出家。《高僧传》卷9竺佛图澄传,指法祚是澄弟子,而澄是西域人,本姓帛氏,应是龟兹国的王公子弟,法祚或因师事澄而更易姓氏。
  [62] 见上注。
  [63] 朱英荣,〈鸠摩罗什少年时的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3期,1995年。
  [64] 隋朝阇那崛多、笈多共译的《添品妙法莲花经》序曰:“昔敦煌沙门竺法护于晋武之世译《正法华》,后秦姚兴更请罗什译《妙法莲华》。考验二译,定非一本。护似多罗之叶,什似龟兹之文。余检经藏,备见二本,多罗与《正法》符会,龟兹则共《妙法》允同。”(《大正藏》册9,页134下)
  [65] 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页169-171。
  [66] 参考注58。
  [67] 自东汉末支谶翻译《首楞严》二卷后,此经被数度更译,包括魏时白延、孙权时支谦(支越/恭明)、西晋元康时的竺法护、竺叔兰、东晋咸和年间的帛延与支施仑、以及姚秦时的罗什。以上译者,除竺叔兰是天竺人外,余皆祖籍月支或龟兹。晋惠帝时,将两竺两支一白的《首楞严》版本合为一部的,是沙门支敏度。史传虽无录载其人身世,恐怕与月氏不无关系。
  [68] “咸安”各本作“咸和”,今随中华书局《出三藏记集》点校本(1995年11月)修改为“咸安”,详见该书页283-284注48。
  [69] 戴春阳,〈月氏文化族属、族源诌议〉。收入《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1994年11月)。
  [70] 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页13-17。
  [71] 同上注,页21-22。
  [72] 同上注,页403-405。
  [73] 罗什受学《十诵律》的经过,有几个不同的版本,《高僧传》说是在龟兹王宫从卑摩罗叉学习,《祐录》的〈罗什传〉则记载是在龟兹受学于佛陀耶舍,但同书的〈佛陀耶舍传〉却又谓什公在疏勒受教于耶舍。各种版本的正误,颇难定夺,亦非本文讨论范围,本文兹从《高僧传》。
  [74] 玄奘《西域记》描写佉沙国(疏勒)的佛教情状曰:“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换言之,几百年后,直到玄奘时代,疏勒的佛教依然盛行一切有部,讽诵小乘经典,并未有多大进步。
  [75] 参考注51所揭文。
  [76]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12月),页207。另见释东初,《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华佛教文化馆、中华大典编印会出版,1968年2月),页175。
  [77] 参考注64。
  [78] 什公传译佛典的数量,《祐录》卷2记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开元录》卷4则记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又有传达一百部以上,但不甚可靠。现存共有三十九部三百三十三卷。不过,《祐录》卷2所载的三十五部,已大致上反映了什公的佛学兴趣。
  [79] 丁明夷,〈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艺术〉,《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1994年。
  [80] 《高僧传》、《众经目录》卷1都提到罗什翻译《菩萨戒本》(《梵网经》)二卷,但近来的研究却认为,此大乘戒本应在五世纪刘宋时代的中国成立,因为下卷强调孝道不可忽略,儒家色彩十分鲜明。参考水野弘元等编集《佛典解题事典》“梵网经”一条,春秋社,2001年4月。
  [81] 《祐录》卷14昙无谶传:“(谶)乃赍大涅槃经本前分十二卷,并菩萨戒经、菩萨戒本奔龟兹,龟兹国多小乘学,不信涅槃。遂至姑臧,止于传舍。”
  [82] 印顺法师,《印度之佛教》(正闻出版社,1992年10月),页200。
  [83] 《开元录》卷11指出,罗什的《菩萨藏经》(即《大宝积经》的“富楼拿会”)三卷,是法护所译《菩萨藏经》的同本异译。
  [84] 羽溪了谛在《三论解题》里,又加上法护所译的《佛说大方等顶王经》、《佛说庄严菩提心经》、《佛说宝网经》三部,使护公与什公重叠的译作,共达十六部。详见Richard H. Robinson著、郭忠生译,《印度与中国的早期中观学派》(Early Mādhyamika in India and China)(正观出版社,1996年12月),页125。此外,法护并已片断译出《十住毗婆沙论》(参考注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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